景炎六十九年（1344）。
此时，东宋一统印度已历九载，战乱的余烬早已消散，市井间的喧嚣日渐繁盛，局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趋于平稳。
印度人渐渐习惯了种姓制度的金字塔尖上，多了一个“宋人”阶层。
尤其是朝廷颁布国籍法之后，最开始为西洋商会效力的一批达利特人，凭借考核合格获得东宋国籍，竟从被踩在脚底的贱民，一跃成为享有特权的“天龙人”——这份跨越种姓的剧变，像一道惊雷，在印度社会掀起滔天巨浪，给所有贱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印度教与佛教宣扬的“来世享福”太过遥远，而东宋给出的机遇却是立竿见影的现世回报。
一时间，无数印度贱民挤破头想要为东宋效力，哪怕只是做最底层的杂役，也心甘情愿。
他们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仿佛看到了打破宿命的希望。
与贱民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贵族的愤懑与不甘。
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认知里，贱民天生就该匍匐在脚下，如今却能凌驾于自己之上？
可这份不满，他们只敢憋在心里——东宋的坚船利炮早已击碎了他们反抗的勇气，没人敢直接向东宋表达异议。
于是，贵族们将怒火悉数发泄在底层贱民身上，压榨得愈发凶狠。
“居然还有闲钱、时间学儒学？看来是老爷们太过宽容，把你们惯坏了！”
贵族们一边对着贱民破口大骂，挥舞着皮鞭施加惩戒，转头回到府邸，却又偷偷拿出儒学典籍，让家仆找来宋人教师授课。
毕竟，贵族内部的竞争同样激烈，掌握东宋推崇的儒学，成了他们维系地位、谋求晋升的新筹码。
印度的局势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快速稳固，而总督府内，总督路易正摩挲着腰间的佩刀，刀刃上的寒光映出他眼中的躁动。
作为一名天生的军事家，他从不畏惧战争，唯独害怕无仗可打。
也正因如此，身为印度总督的他，才会对西洋商会在印度的压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反的人越多，他能领兵平叛、建功立业的机会就越多。
每当听闻某地有叛乱的苗头，他眼中便会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自图格鲁克王朝覆灭后，阿富汗及部分巴基斯坦地区的突厥部族军事贵族便趁机割据一方。
他们以加兹尼、坎大哈为核心，纷纷建立起苏丹国或酋长国，相互制衡又彼此觊觎。
其中，实力最强的领袖阿赫迈德·洛迪，自封为“苏丹”，以坎大哈为基地，牢牢控制着伊朗高原与阿富汗之间的肥沃绿洲。
短短几年内，他便整合了南部的普什图各部族，麾下兵力强盛，号称“南境之狮”，其势力范围辐射周边数千里。
而另一位割据势力领袖米尔·瓦利·卡尔吉，则控制着加兹尼城。
他自称是前德里苏丹国卡尔吉王朝的“正统”继承者，以“恢复伟大的卡尔吉帝国荣光”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对图格鲁克王朝不满的旧部，势力也不容小觑。
加兹尼与坎大哈原本都是富庶之地，掌控着中亚通往阿富汗、再进入印度的陆上商路，商贾往来不绝，税收丰厚。
可随着东宋印度总督府的介入，海上航线逐渐成为贸易主流——东宋的船速度更快、运力更强，安全性也远超陆上商队。
陆上商路日渐萧条，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也随之被间接削弱，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
再往北，曾经强盛的察合台汗国，在四大汗国的权力角逐中率先分裂，分为西察合台汗国与东察合台汗国。
西察合台汗国内部，权臣合扎罕掌控了实权，他立窝阔台后裔答失蛮为傀儡汗，自己则独揽军政大权。
为了扩张势力，合扎罕已将目光投向了喀布尔——这座位于阿富汗东部河谷的城市，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且地处交通要道，若能夺取，便能极大增强西察合台汗国的实力。
米尔·瓦利·卡尔吉控制的加兹尼，距离喀布尔不过数百里之遥。
他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西察合台汗国占据这块肥肉，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只不过，在东宋占据的印度平原面前，这些所谓的“富庶之地”，都显得微不足道。
按理说，这样贫瘠且偏远的地区，根本不值得东宋印度总督府费心。
可偏偏路易是个坐不住的主，在他眼中，土地不分贫瘠肥沃，只要插上东宋的龙旗，便是荣耀。
“不富庶？就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路易也要在上面插上大宋的龙旗！”
他时常站在总督府的瞭望塔上，望着西方的地平线，心中反复呐喊着：西征，西征，西征！
他的野心不止于阿富汗，而是要一路向西，打穿伊朗，打穿罗马帝国，直抵商人们口中遥远的法兰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