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六十五年（1340年），北方的元朝境内，一场权力更迭后的改革正在艰难推进。
元惠宗妥懽帖睦尔，这位被戏称为“铁锅皇帝”的君主，刚刚扳倒权倾朝野的权臣伯颜，终于得以亲掌朝政。
亲政初期的元惠宗，一改往日的沉湎嬉戏，显得勤于政事。
他重用脱脱等有识之士，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改革措施，史称“至正新政”。
朝堂之上，新颁行的法典《至正条格》被誊写在黄绸之上，悬挂于殿内，昭示着朝廷完善法制的决心；举荐守令法的颁布，意在整肃吏治、加强廉政；而寻访逸隐之士的诏令，也从大都传遍各地，试图为暮气沉沉的元朝招揽可用之才。
然而，这些改革如同杯水车薪，终究未能触及元朝积弊已久的土地兼并、民族矛盾等核心问题，王朝的颓势依旧难以逆转。
与北方元朝的步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东宋的蒸蒸日上。
此时，印度总督府统一印度已然整整五年，从美洲引进的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在印度的恒河平原、德干高原广泛种植。
每到秋收时节，金色的玉米穗沉甸甸地垂在秸秆上，紫红的红薯在泥土中饱满硕大，印度的粮食产量连年攀升，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可这丰收的喜悦，从未真正惠及印度底层人民。
多生产出的每一斤粮食，都被东宋印度总督府的官吏与当地贵族层层盘剥，尽数收入囊中。
底层百姓依旧挣扎在温饱线上，每日为了一口吃食奔波劳碌。
好在这几年总督府无战事，无需大规模征兵筹粮，他们才算勉强能吃饱肚子。
只是这份安稳脆弱不堪——一旦总督路易决定开战，饥饿便会如期而至，届时他们除了参军讨生活，再无其他出路。
印度与爪哇岛，渐渐成为东宋稳固的两大粮仓，源源不断地为本土输送着粮食；而作为东宋核心腹地的澳洲，则逐渐转型，以矿产开采、工业制造、商业贸易与畜牧业为主，工厂在城市和大河旁林立，商船的帆影在港口交织，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日本总督府设立已近三十年。
大阪平原与东京平原上，大片的稻田连绵不绝，风吹过处，稻浪翻滚，这里已然成为东宋最重要的大米种植基地，承担了全国八成以上的大米需求。
与此同时，随着东宋化学领域的发展，日本丰富的硫磺资源被大规模开采，成为东宋火器制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供应地。
相比于印度人的麻木躺平，日本人选择了全力拥抱东宋的道路。
四书五经在日本被疯狂追捧，贵族子弟晨起诵读，市井学子争相研习；他们全面抛弃了本国的货币、语言与文化，穿宋人的衣冠，行宋人的礼仪，效仿宋人的生活习惯——凡是宋人喜欢的，他们便倾力模仿；凡是宋人厌恶的，他们便坚决摒弃，心甘情愿地以“宋人之下第二等人”自居。
可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日本作为东宋殖民地的性质。
日本总督府在当地的压榨，丝毫不亚于印度。
不过，得益于对儒学的深入研究，多数日本人能说流利的汉话，这让他们获得了特殊的机会——常常被东宋的种植园主、企业主聘为监工，负责管理其他族裔的奴隶。
许多日本武士毕生的梦想，便是被一位富有的宋人看中，成为其麾下的家臣，为其效忠。
有印度、日本这两大殖民地的持续“输血”，东宋的财政收入年年攀升，国库日益充盈。
丞相陆君尧顺势推出了《养老法》与《失业法》，为宋人的生活提供保障。
法令规定，年满六十岁的老人与没有收入来源的失业者，每月都能从朝廷领到一笔钱款。
其中养老金数额颇为丰厚，足以让老人安享晚年；失业金则数额微薄，仅能保证不饿死，意在防止助长宋人的惰性。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粗重、繁琐的工作让宋人不愿涉足，而使用奴隶劳作，效率又十分低下。
澳洲的工厂主们对此怨声载道，时常通过购买报纸版面引导舆论，或是直接找到自家在朝中任职的官员发声，恳请朝廷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朝堂之上，围绕此事的争论持续了数月。
最终，陆君尧得到了太子赵汶的支持，正式发布了《国籍法》。
法令明确规定：凡是能说汉话、写汉字，通晓四书五经，且为宋国工作满二十年、表现良好的外国人，通过相应考试后，便可加入宋国国籍，享有与宋人同等的福利待遇，包括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
若父母均为新入籍的宋人，其所生子女仍需为宋国工作十年才能获得国籍，直至三代之后，方可不受此限制。
为了区分不同族群，朝廷在国籍之外，又新增了民族划分：原本的宋人为汉族，南洋土人为马来族，日本人为倭族；而印度的阿三因性情太过麻木，暂不设置民族。
《国籍法》一经颁布，便有近十万南洋土人符合入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