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充盈之时，朝廷政令的推行便如顺水行舟，效率之高远超往昔。
新乡街头的公告栏前，差役刚用朱笔圈定新政条文，围观百姓便已簇拥上前，指尖划过泛黄的麻纸，眼神里满是急切与期许。
东宋百姓很快便真切感受到了陆君尧新政的暖意。
重病，向来是悬在黎民头顶的利剑，一场缠绵病榻的沉疴，往往能将殷实的小康之家拖入家破人亡的绝境，这般例子在市井间早已屡见不鲜。
而今，公告栏上“朝廷统筹重病诊疗费用”的字样，如惊雷般在百姓间炸开。
有白发老者颤巍巍地抚摸着公告，浑浊的眼眶里噙满泪水，反复向身旁的后生确认：“这是真的？朝廷真要管咱们的重病了？”
得到肯定答复后，老者哽咽着喃喃：“这是天大的仁政啊，是救苦救难的恩典！”
然而，这份暖意未持续太久，陆君尧便敏锐地察觉到了政策的隐忧。
他指尖轻叩案几，案上摊着监察御史递来的密折，眉宇间凝起一层寒霜。
密折清晰载明，部分朝廷医馆竟与药贩子暗中勾结，借着诊疗重病之机，专开名贵药材的方子，将国帑当成了中饱私囊的肥肉。
“长此以往，即便国库再充盈，也经不起这般蛀蚀。”陆君尧沉声道，指尖将密折按压平整。
他当即召来户部与太医院官员，连夜拟定诊疗用药标准，明文禁止医馆开具超出标准的药方；同时规定，每年由专人组成核查小组，逐一审验医馆的开销账目，细究每一味药材的使用是否合理。
这般举措虽无法彻底根除腐败的顽疾，却如一剂良方，迅速遏制了财政的无序流失。
而朝廷新设的“新医研修院”，则在充足经费的滋养下，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研修院内，青砖铺就的院落里摆满了陶制药罐与琉璃器皿，研究员们身着统一的青色布衣，日夜穿梭于药圃与实验室之间。
有了稳定的研究资金支撑，他们从数百种中药材中反复萃取、提纯，筛选出有效成分；又从日本列岛购得大量倭奴，作为药物实验的对象。
实验流程严谨而残酷：先将提纯的药物用于倭奴身上，观察其是否产生毒性反应；
确认无害后，再人为让倭奴感染各类疾病，以此验证药物的疗效。
若是遇上罕见病症，难以人为诱导，研究员们便会找到患病百姓，躬身询问是否愿意配合实验——有人面露惧色，断然拒绝；也有重病缠身、生还无望者，眼神里闪过一丝决绝，颤抖着点头：“反正都是死，不如赌一把，或许还能为后人留下条活路。”
短短三年光阴，新医研修院便交出了令人惊叹的答卷，数种疗效远超传统中医的药物相继问世。
其中一种从黄蒿中提取的汁液，被命名为“黄蒿汁”。
受制于东宋当下的科技水平，虽无法提炼出高纯度的青蒿素，仅能完成简单提纯，但即便如此，也成了治疗疟疾的神药。
南方疫区的百姓，再也不用畏惧“瘴气”的侵袭，服用黄蒿汁后，原本奄奄一息的疟疾病人，有不小的概率可以几日后下床行走。
解决了民生医疗的难题，陆君尧紧接着点燃了第三把火——为官员涨薪。
东宋开国已五十余载，第一批靠着通商贸易发家的商人，早已积累了万贯家财。
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在各行各业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官员们派人涉足经商，也往往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久而久之，那些历经十年寒窗、过五关斩六将才踏上仕途的官员们，心中的天平渐渐失衡。
朝堂之上，常有官员私下抱怨：“我辈苦读圣贤书，历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换来一官半职，反倒不如那些胸无点墨的商贾过得舒坦？”
心态失衡之下，对商人的刁难、盘剥乃至贪腐受贿等行径，也日渐猖獗。
陆君尧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愿对官员群体展开大规模监察。
他深知，在东宋的朝堂格局下，过度监察官员无异于自寻死路。
满朝宰相之中，唯有文天祥有魄力担此重任，其余人皆根基在官员群体，根本无法推行彻底的监察。
“国库中的盈余银两，闲置着亦是无用。”陆君尧站在御书房的窗前，望着庭院中随风摇曳的翠竹，缓缓开口，“钱是死的，唯有流通起来，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
这是他治理印度期间，从商贸往来中感悟出的道理。
将国库盈余用于改善官员生活，既能稳定朝局，又能让银两重新流入市井，一举两得。
新官上任三把火，陆君尧的这三把火，烧遍了民生、医疗与朝堂，也烧出了东宋的新气象。
不少心思敏锐的官员与士人，从这一系列举措中，窥透了陆君尧的执政核心——改善民生。
在陆君尧的观念里，那些被文人奉为圭臬的四书五经，翻来覆去，最终都可归结为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东宋，并未因少数人的离去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在新政的推动下，愈发欣欣向荣。
时光荏苒，转眼便到了景炎五十八年（13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