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潜心修道，不过是为了清心寡欲，调理身体，避免患上三高、糖尿病之类的现代疾病，想尽量多活几年，看看西地那非发明出来那天罢了。
他摆了摆手，淡淡说道：“罢了，让礼部商议个谥号呈上来吧。”
经过群臣反复讨论，再结合文华阁大学士的建议，赵昰最终确定了叶李的谥号——文成公。
“文”字，肯定其卓越的文治成就，如推动经济、科技、文化发展，妥善管控党争，尽显文德之风；
“成”字，则突出其“开物成务”之功，无论是南洋诸岛与澳洲的建设，还是灭三佛齐、占日本等疆域扩张之举，皆成效卓著，且三十五载任期“克成其终”，有始有终。
要知道，文天祥的谥号代表着人臣的节义巅峰，而叶李的“文成公”，则堪称文臣的最高追求，令无数士人艳羡不已。
景炎五十五年初（1330年），赵昰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敲定了新的朝廷领导班子：
任命印度总督陆君尧为右相，原户部尚书孔元亨为左相，王林为枢密使。
新的印度总督则由原工部尚书魏坐忘担任，接替陆君尧的职位。
此时的右相陆君尧，已然身处权力核心。
到了这个层次，所谓的“二皇子党”早已名存实亡，他与二皇子不过是政治盟友罢了；
而左相孔元亨，则明确倾向于太子。
赵昰的平衡之术简单直接，却颇为有效，确保了朝堂权力的制衡。
陆君尧本就是典型的传统士大夫，爱风流，好诗词，有风骨。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两句话足以概括他的政治主张。
但他又并非迂腐之人，思想开明，对格物之学、海外扩张等新事物均持支持态度。
景炎五十五年八月，一则噩耗从瓜廖尔城传来：镇守此地的杨治突然面色发青，浑身乏力，经军医诊断，竟是患上了疟疾。
即便杨治富甲一方，遍请名医，最终还是未能抵挡住病魔的侵袭，撒手人寰。
陆君尧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
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杨治是他最得力的部下与挚友，两人同岁，如今杨治却先他一步离去，怎能不让他伤感？
陆君尧强忍着悲痛，倾注十二分心力，写下一首悼诗，既赞叹杨治的赫赫军功，也缅怀两人共事的岁月，字里行间满是惋惜与哀思。
杨治的病逝深深触动了陆君尧。
他出任右相后，推行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着手改善东宋的医疗状况。
彼时东宋的医疗情况并不乐观：境内的中医传承自南宋，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宋迁徙至南洋后，许多南宋时期的经典药方因气候、药材差异等原因，药效大打折扣。
东宋耗费了数十年时间，才勉强将医疗水平恢复到南宋时期的水准。
不过，随着细胞学的发展，东宋境内也出现了一批“另类”的医生。
这些人受到化学提纯工艺的启发，认为从中药中提纯有效物质，能够放大中药的治疗效果。
近些年，他们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就，只是受众极少，仅限于格物书院、清华书院的小圈子之内，内部人称这种医学为“新医”。
基于此，陆君尧提出了鼓励发展新医的政策。
任何一项新政的推行，都少不了推动势力与阻拦势力的博弈，可这一次，赵昰亲自下场支持陆君尧。
原因无他，赵昰如今也迫切需要新医的支持，毕竟他已登基五十五年，身体状况逐年下滑，对健康的需求远超常人。
有了皇帝的全力支持，这项政令毫无阻碍地得以通过。
朝廷随即在工部专门设立了研究新医的机构——新医研修院，拨付了大量资金用于科研攻关。
与此同时，陆君尧还提议在原有福利制度“安济坊”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凡宋民，小病自费医治；若患上大病，治疗费用由朝廷全额承担，无需百姓花费一文钱。
这道政令推行时，并未遇到多少阻力。
原来，叶李在去世前几年，特意严格管控朝廷的财政用度，积累了丰厚的国库储备，为继任者打造了极佳的财政状况，这也算是他送给自己这位弟子最后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