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三十六年（1311 年），岁月如流，赵昰已至不惑之年，正值四十三岁盛年。在百官殷切奏请下，他册立了十八岁的嫡长子赵靖为太子。赵靖生性敦厚，待人宽和，平日里温文尔雅，在朝野间颇有贤名。赵昰见儿子已长成，便令其开始参决政事，学习治国之道。
与赵昰昔日的‘锐意进取’不同，太子赵靖显得更为勤勉，每日埋首于奏折公文之中，不敢有丝毫懈怠。赵昰见状，心中甚慰，乐得做个甩手掌柜，将繁杂的日常政务尽数交由太子打理，自己则退居深宫，继续调养身体，静候西地那非出现的那一日。
赵靖刚入主东宫半年，东宋便迎来了一场波及海外的巨大风波。
时光回溯至景炎十六年（1291 年），自王林率军袭扰元朝沿海、横扫黄海之后，高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通道便被彻底截断。直至景炎二十六年，东宋朝廷敏锐察觉元朝水师已无力在海上与东宋抗衡，遂颁布《开海令其四》，准许持有官方许可证的商人前往高丽、日本通商，但严令不得泄露东宋朝廷的具体存在与实力。
这道法令如同惊雷，瞬间激活了沉寂已久的东亚海上贸易。高丽与日本对丝绸、瓷器、铁器等奢侈品及必需品的渴求早已饥渴难耐，东宋商人携带着满船的精美货物涌入，迅速垄断了两国的海外贸易，将堆积如山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南洋。
高丽与日本的本土商人见状眼红，试图重操旧业出海贸易，却因拿不到东宋的许可证，被王林麾下的海军视为海盗，毫不留情地击沉船只。眼见船队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两国商人终是被那刺骨的恐惧吓退，暂时打消了出海的念头。
十年光阴弹指过，东宋商人不仅将传统的丝绸、瓷器、铁器倾销至高丽与日本，更随着国内科技的突飞猛进，将洁白如雪的精盐、晶莹剔透的白砂糖等新兴商品也送入了两国市场，迅速俘获了贵族与百姓的心。
然而，贸易的天平却极度失衡。高丽还好，他们出产的高丽侍女温婉顺从，在东宋颇为抢手，尚能以此换取些许东宋铜钱。可日本的特产却寥寥无几，其侍女身材矮小，妆容古怪（如剃眉染齿），东宋商人看都不看一眼，更别提花钱购买。
于是，日本国内的白银如开闸之水，疯狂流入东宋囊中。皇室、幕府以及各地大寺社积攒百年的白银储备，到了景炎三十六年已近乎枯竭。即便是在民间流通的铜钱，也因铸造粗劣、品质低劣，被百姓纷纷抛弃，转而追捧成色极佳的东宋铜钱。
官方渠道上，一贯日本旧钱仅能兑换七百至八百文东宋铜钱，而在私下黑市，甚至一度跌至五百文。精明的东宋商人见状，将这些日本劣币成船运回吕宋，交给朝廷回炉重铸，从中赚取了惊人的差价。此外，在日本本土，东宋铜钱更是硬通货，直接可用其购买东宋商品。
一来二去，日本的铜钱也如流水般流失。至景炎三十六年，日本民间已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对这个以庄园制为核心、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经济体系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总量骤减，物价普遍暴跌，货币购买力疯狂上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向庄园主缴纳的是固定额度的实物地租（如大米），但在通货紧缩的寒冬下，大米等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农民需将农产品变卖换取铜钱，以缴纳人头税与杂役税。
往年一石大米可换五百文铜钱，足以完税；如今通货紧缩，一石大米仅能换两百文，农民需缴纳两点五倍的大米方能凑齐税额，负担直接翻倍。为了换取活命的铜钱，无数农民被迫贱卖土地、农具，甚至卖儿鬻女，最终沦为庄园主的 “下人”—— 一种近乎奴隶的依附民。
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小规模的抗租起义从 “零星爆发” 迅速升级为 “区域性骚乱”，直接冲击着幕府的地方统治秩序。
更可怕的是，幕府统治的基石 —— 御家人武士，也陷入了生存危机。御家人的核心收入依赖幕府赏赐的庄园年贡，以及担任地头的俸禄（部分为铜钱，部分为实物）。在通货紧缩的绞杀下，实物俸禄的市场价值暴跌，而铜钱俸禄因货币短缺，幕府往往难以足额发放。
原本足以养活全家的体面俸禄，如今连武士最基本的太刀维护、马匹饲养都难以支撑。大量中下层御家人从昔日受人敬仰的 “体面武士”，迅速沦为食不果腹的 “贫困武士”。
御家人与幕府之间的纽带本是 “恩赏与效忠”—— 幕府赐予土地俸禄，武士为幕府效命沙场。当俸禄无法维持生计，恩义便成了笑话。中下层御家人开始拒绝幕府的征兵命令，甚至为了生存投靠地方豪强，乃至倒幕势力，幕府的军事根基随之动摇。
至于身为统治阶层的庄园主与京都公家贵族，日子也并不好过。庄园主的收入依赖农民缴纳的实物年贡，通货紧缩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即便地租额度不变，实际收益也大幅缩水。京都的公家贵族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得不拉下脸面向幕府或大寺社借贷，政治话语权进一步丧失。
大庄园主尚可通过囤积土地、垄断区域贸易来弥补损失；中小庄园主则纷纷破产，被迫依附于大势力，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急剧激化。
最后是幕府本身。幕府的核心支出在于九州海防的军费、御家人的俸禄以及对京都朝廷的赏赐。如今通货紧缩，幕府的铜钱储备已近枯竭，只能被迫用实物支付军费，导致本就不满的武士士气更加低落。
总结而言，景炎三十六年的日本，从上到下，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无人能置身事外。唯有远在海外的东宋商人，在这场贸易战争中笑得合不拢嘴。
但即便民生凋敝，幕府似乎还能忍受 —— 毕竟大家都不好过，便等于没有不好过，大不了再狠狠压榨一番底层农民便是。
可让幕府彻底坐不住的是，赚取了巨额财富的东宋商人，开始在日本本土低价雇佣那些破产的武士。
东宋商人皆自诩天朝上国子民，论起儒家文化更是张口就来，那 “仁义礼智信” 的一套说辞，给了这些落魄的日本武士极大的心灵冲击。他们毫无负担，甚至极为欢喜地接受了东宋商人的雇佣，不仅待遇比在幕府麾下高出数倍，更找到了久违的尊严。
这些被雇佣的武士，对东宋商人的忠诚甚至超过了对幕府。
如此一来，幕府彻底慌了。若任由事态发展，恐怕用不了多久，这日本的主人就该换成东宋商人了。
恐慌之下，幕府悍然发布命令，宣布驱逐所有东宋商人，并没收其在日财物。命令下达后，幕府率先对京都的东宋商馆发起了突袭。
这本该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然而幕府万万没料到，负责东宋商馆安保的，正是那些被高价雇佣的日本武士。这些武士薪资优厚，装备精良，财大气粗的东宋商人更是雇佣了两批人马，日夜轮流值守，防卫滴水不漏。
面对幕府军队的进攻，被雇佣的武士们战斗意志极为强烈，加之手中握有东宋制造的精良冷兵器，战斗力远胜幕府的乌合之众。一时间，幕府军队竟被挡在商馆之外，寸步难进。
但东宋商人深知此地不可久留，毕竟幕府掌控着庞大的正规军。在武士的拼死掩护下，商人们迅速收拾细软，撤离京都，随后乘船逃离日本。
博多、镰仓这另外两个贸易重心，情况则更加不堪。当地的幕府武装直接被东宋商人的私人卫队击溃。东宋商人忌惮幕府大军压境，临走前下令手下的武士洗劫了博多与镰仓两地，随后满载着战利品与怒火，扬帆起航，退出了日本海域。
东宋商人们在海外受了这等奇耻大辱，回国后第一时间便向朝廷哭诉求援。消息传入朝堂，百官震怒。
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
这般行径，可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