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是暴君最后的语言，
但当被恐惧者开始用同样的语言回答时，
暴君就变成了祭品。
——某位河内华裔老教师在轰炸后的日记
巴黎荣军院旁。
殖民部地下简报室。
四盏黄铜吊灯悬在长桌上方。
昏黄光线抖落，
落在电报、尸照、殖民地图上，
像给一具具冰冷的罪证，打光。
空气里飘着雪茄的焦糊味。
混着没煮透的咖啡，涩得呛人。
殖民部长阿尔贝·萨罗，六十岁。
银发梳得一丝不苟，
眼袋却深重，像被重拳砸过。
他盯着桌上那张照片。
河内总督府办公室。
总督杜美倒在办公桌后，
额头中弹，鲜血溅在殖民地图上，
手枪还握在僵硬的手指间。
照片背面，一行潦草法文：
「叛军攻入总督府时，他选择自尽。」
「自尽。」
萨罗冷笑，抬手把照片甩在桌上。
「被一个十七岁的中国小流氓逼到绝路开枪自杀，这他妈叫体面？」
海军部长乔治·莱格捻灭雪茄。
烟蒂在瓷缸里摁出一缕青烟。
「至少他没像芒街守军那样被活剥皮。」
「那个疯子的演讲你听了吗？」
「他说‘每一具尸骨都要用十个法国兵的人头来祭’——」
「这不是战争宣言。」
「这是食人族的食谱。」
外交部长安德烈·塔尔迪厄始终沉默。
指尖捏着译完的《血旗昭南》，
在「育婴堂」「百姓传言」「孩童惨死」这些字下，
掐出深深的折痕。
他是现实派，惯于权衡。
可这份演讲稿，让他胃里翻江倒海。
不是愤怒。
是更深、更冷的不安。
「先生们。」
塔尔迪厄开口，声音干涩发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