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28日，清晨5时15分，广州。
黎明刚撕开一线鱼肚白，珠江水汽裹着薄雾，漫过全城的屋脊。
全城七十八座钟楼，在死寂的晨光里同时撞响。
“咚——”
“咚——”
“咚——”
钟声沉重、钝哑，一下下砸穿晨雾，砸在四百万广州人的心上。
整整四十五响。
一响，抵一年。
为1887年法国彻底吞并越南。
为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压迫的四十五年。
为南洋华人被屠戮、被奴役、被视作猪狗的四十五年。
粤军总司令部，地下广播室。
一缕晨光从气窗漏进来，落在陈树坤笔挺的军装上。
他十七岁，脸颊还带着少年棱角，眼底却淬着冰与火。
麦克风前，摆着三样染过血泪的证物：
一截沾着黑褐血渍的皮鞭——河内种植园，抽过华人苦力的刑具；
一支褪色的梅花银发簪——万人坑孩童骸骨掌心，死死攥着的遗物；
一册法文档案复印件——1892年，老街华人商会十二人被绞杀的官方记录。
仪表盘红灯次第亮起，技术人员的声音发颤：
“全国电台强制切入。”
“南洋频率接通。”
“倒计时十秒。”
陈树坤闭眼，深吸一口气。
三天前，红河岸边，三十万将士跪在万人坑前，白骨露于泥土，哭声压碎晨光。
那个十八岁小兵磕破额头，嘶吼着“我来晚了”。
徐国栋抓起一把混着骨灰的土，只说一句：
“记住这些骨头。然后，让他们还债。”
这篇演讲，早已刻在血里。
不必草稿，只需嘶吼。
“倒计时，三、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