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第一条就卡住了：工厂建在城外多远？工部说三里，厂主们叫苦连天：“原料运进、产品运出，三里路得多花多少运费！”扯皮结果定在“一里”，但特别污染的要三里。
排污标准更难定。化工厂、染坊、造纸厂，污染物各不相同。徐光启带着学生做了三个月实验，才定出酸碱度、悬浮物、有毒物的限值。有厂主私下抱怨：“这标准，比泰西还严！”
最关键是罚则。刑部主张重罚，户部担心罚重了工厂倒闭。最后折中：初犯限期整改，再犯罚款，屡犯不改的吊销执照。污染致人伤亡的，厂主须负刑责。
共和七十五年春，《环境保护法》颁布，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环保法律。诏书明发天下，各地府衙都要组织厂主学习。
江南化工社的赵老板捧着法律条文，愁眉苦脸对同行说：“这下真要掏钱了。光是建污水处理池，就得八千两。”
有聪明人发现漏洞：“法律说‘必须修建’，没说‘必须使用’啊。咱们建个样子货，平时不用，检查时开开不就行了？”
这话悄悄传开，不少厂主心领神会。
法律有了，执行却是另一回事。
苏州府派巡检去查江南化工社，赵老板亲自陪同。新建的污水处理池气派得很，红砖砌的池子，分三级沉淀，还有加药间。巡检很满意，在文书上签了“合格”。
可巡检一走，赵老板就对工头说：“把进水管改回老路。这池子，每月开一次应付检查就行，天天开，光药钱就受不了。”
周庄的河水，头两个月清了点，很快又浑了。徐老三再去告状，府衙巡检来查，正赶上污水处理池开着，查不出问题。巡检反过来劝老汉：“老人家，厂子已经整改了，你看这水不是清了些吗？得饶人处且饶人。”
老汉气得浑身发抖：“他们……他们这是糊弄鬼呢！”
类似情况不止苏州。北平城里，法律规定工厂必须用除尘器，可煤烟照样弥漫。有御史弹劾，工部去查，厂主们叫苦：“除尘器开着，耗煤多三成，实在用不起啊！”
更头疼的是森林砍伐。修铁路要枕木，造船要木材，各地林场砍伐无度。山西太行山一带，原本林密如海，十年下来，山头秃了一片片。有老猎户上书：“再这么砍，山洪要来了！”
杨振华得知这些，下了道特别旨意：在承德、武夷山、峨眉山等地，划定“国家森林公园”，禁止商业砍伐，只许少量间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自然保护区。
可保护区外，砍伐依旧。木材商人算账：一根上等松木，运到天津能卖五两银子，顶农民一年收成。利益驱动下，偷伐屡禁不止。
共和七十六年夏，苏州下了场暴雨。周庄河水暴涨，淹了沿岸农田。水退后，田里留下一层黑泥，庄稼全死了。更糟的是，雨后疫病流行，周庄一下子病倒四十多人。
这次连王知府都压不住了。他亲带衙役突袭江南化工社，果然抓到偷排——暴雨冲垮了简易排水管，厂里索性直排。证据确凿，赵老板被拘。
案子报上来，杨振华御批：“依法严办，以儆效尤。”
赵老板被判赔偿周庄百姓损失三千两，工厂停产整顿三个月，罚款五千两。消息传出，各地厂主震动，这才真把环保当回事。
可事情没完。赵老板托人找关系，最后求到周文远那里。他哭诉：“周大人，不是小人不愿守法，实是环保成本太高。这么下去，工厂只能涨价，可一涨价，货就卖不过洋货。您看英国来的洋碱，价格比我们低两成……”
这话传到杨振华耳中，他沉思良久，对继华说：“看到根子了吧？环保不单是执法问题，更是技术和成本问题。若咱们的治污技术先进、成本低廉，厂主们自然乐意用。”
他下令工部成立“环保技术研究所”，专门研究廉价高效的治污技术。徐光启领命，苦笑道：“这比造机器还难。机器造出来能卖钱，治污是纯花钱的事。”
“眼光放长远。”杨振华说，“今日花钱治污，明日省下治病钱、治灾钱。山河无恙，才是最大的本钱。”
秋日，继华再次南巡。船过苏州，他特意去了周庄。
河水虽然还没完全恢复清澈，但已无异味。徐老三的新渔网里，有了活蹦乱跳的鱼。老汉咧嘴笑：“殿下，这半年好多了！厂子真治污了，虽然慢，总归在变好。”
王知府陪同，低声汇报：“现在厂主们学乖了，至少不敢明着偷排。不过暗地里……还是难杜绝。下官手下就十几个巡检，苏州城大小工厂上百家，查不过来啊。”
站在河堤上，继华望着远方工厂的烟囱。有的烟囱冒着白烟——那是装了除尘器的；有的还是黑烟。
他想起父亲的话：“发展像赶路，不能因为怕鞋脏就不走路，也不能只顾赶路不顾鞋破。得一边走，一边修鞋，虽然慢点，但走得长远。”
回京的船上，继华写下奏折：“环保之法，贵在坚持。法已立，需持之以恒；技术待新，需大力投入；更需教化民心，使护环境如护家园……”
船行水上，桨声欸乃。两岸青山依旧，只是有些山头已经斑秃。前方路还长，这个古老国度在工业化的道路上狂奔，开始学着回头看看身后的脚印，试着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找到那条艰难而必要的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