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国会山。
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216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国防预算与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听证会已持续四个小时。
空气浑浊，烟灰缸里堆满雪茄烟蒂，椭圆形长桌两侧的参议员们面色疲惫。
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带来的图表令人窒息：一条红色曲线从1979年开始近乎垂直上升，那是支持阿富汗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
另一条蓝色曲线缓慢但坚定地攀升，那是“战略防御倡议”（SDI）的研发投入。
两条线在1985年交汇，形成一个触目惊心的尖峰。
“先生们，”温伯格的声音带着罕见的沉重，“按当前支出速度，到1988财年，国防预算将占联邦总支出的28%。”
“国债利息支出将首次超过教育，交通和环保预算的总和。”
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接着发言，他推过另一份文件：“更严峻的是税收基础。”
“国内制造业持续外流，产业空心化加剧。”
“再加上，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抗税活动。”
“去年，联邦个人所得税实际征收额同比下降8.2%，而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等强制性支出持续增加。”
“简而言之，我们正在用越来越少的钱，支撑越来越庞大的战争机器。”
会议室陷入死寂。
窗外的华盛顿纪念碑在阴云下显得苍白。
“要不我们削减SDI？”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试探道。
“不可能。”温伯格立刻反驳，“苏联和九黎都在推进太空防御计划，我们落后就意味着战略被动。”
“总统明确表示，SDI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宁可削减其他项目。”
“那削减常规部队？关闭海外基地？”
“欧洲驻军不能动，那是北约的基石。”
“澳洲方向的话，九黎的海军正在快速现代化，我们撤出澳洲，等于将南太平洋拱手相让。”
“要不要增加税收？”有人小声提议。
贝克苦笑：“总统竞选时承诺绝不增税。”
“而且，在制造业外流、失业率高企的当下，增税无异于政治自杀。”
死局。
参议员们交换眼神，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绝望。
阿富汗战争像一台开动的碎纸机，每年吞噬两百亿美元，却看不到尽头。
苏联人似乎越打越适应，抵抗组织越打越难缠，而美国的民意正从“支持自由战士”转向“为什么我们要为一片遥远的山地花钱”。
这时，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
“也许，有第三条路。”
说话的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托尔，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
他推了推金边眼镜，翻开一份装订精美的报告。
“这份报告由国家安全与经济效益研究中心提供，这是一家独立智库，由退役将领和经济学教授组成。”
托尔顿了顿。
“他们提出了一个激进但可能可行的方案：”
“让军队部分商业化，自筹经费。”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惊呼。
“具体来说，”托尔念道，“允许各军种在保证战备训练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产创收。”
“比如：将空置的军营设施出租给民用企业。”
“允许军事基地内的商店，餐厅，加油站向公众开放并盈利。”
“允许军队承包民用工程，比如修路，架桥等建设工程。”
“甚至，允许有条件的部队成立公司，参与市场竞争。”
“这违背了军队的中立原则！”
一位老派参议员拍桌。
“但可能拯救我们的财政。”
托尔冷静回应。
“报告估算，如果全面实施，五年内可为国防部创造年均八十至一百二十亿美元的额外收入，相当于削减15%的预算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能倒逼军队提高效率。”
“当每一分钱都要自己挣或省时，官僚浪费会自然减少。”
“有什么预期风险吗？”委员会主席问。
“报告承认存在风险。”
“商业化可能分散军队精力，滋生腐败，模糊军民界限。”
“因此需要严格的监管框架，并先从试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