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厘清官制，合并冗余”。建议恢复并强化“三省六部”的决策执行框架，但裁撤大量叠床架屋的闲散衙门，如将三司（盐铁、度支、户部）职能重新归入户部，强化其财政统筹能力；合并枢密院与兵部部分职能，设立“军咨府”专司军事谋划，兵部负责后勤、募兵、训练；将工部与将作监、军器监等合并，成立“工部总司”，统筹全国工程建设与器械制造。
二请“明定章程，专设改革”。提议成立直属丞相、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革新总署”，下辖“财政变法司”、“吏治清厘司”、“军制整饬司”、“工商振兴司”、“学务改良司”。范仲淹任革新总署判署事（总负责人），富弼、韩琦等分领各司。旧有机构，除核心决策和执行部门外，暂时冻结，其职能由革新总署相关司署代行，以减少掣肘。
三请“先行试点，稳中求进”。改革不搞全国一刀切，先在条件相对成熟的永兴军路、秦凤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即林启掌控的六路），以及范仲淹等人影响力较大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共计八路，进行“新法试点”。待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奏疏末尾，附上了“京兆新法”的核心纲要，仅寥寥数百字，却字字千钧：
“一曰财政货币化：统铸‘新宋通宝’，规范成色重量；推广‘官交子’，以国库储备为锚；清丈田亩，核定资产，‘火耗归公’；设‘养廉银’，厚俸养廉，重惩贪渎。
二曰行政专业化：裁汰冗员，明确权责；行‘功绩准入’，废‘恩荫直授’（恩荫子弟需经统一考试及基层历练合格，方得授官，且仅予优待分，不直接授官）；科举重实务，录才定额；行‘任期考成’，能者上，庸者下。
三曰军事职业化：划定常备边军，专事战守；行‘募兵制’，优饷厚恤，严格操练；军工分离，军器统一制式，由工部总司统筹供给。
四曰技术专利化：颁《格物专利令》，凡有实利于国计民生之新器物、新技艺，经核定，予发明者专营之利及重奖，以激创新。”
最后，关于被裁汰的官员安置，奏疏提出两条路：一，可携资（按品级给予补偿）加入“宋商总会”各地分会，参与商业经营（但不得在原籍）；二，可经考核，进入各地新式学堂、工坊担任教习或文书。总之，“给生路，绝后路”，朝廷养闲人、耗国库的时代，必须结束。
这份奏疏，比拜相的圣旨更像一颗炸雷，在汴京、在试点八路、在整个大宋官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合并机构？多少官员的椅子要没！
火耗归公？多少人的灰色收入要断！
养廉银？听着好，可那点银子够干啥？哪有“火耗”来得痛快！
废恩荫直授？改“功绩准入”？还要考试？还要下基层？这简直是要了勋贵豪门的命根子！
科举定额？还要重实务？那些苦读诗书的士子怎么办？
军官不能吃空饷喝兵血了？军工还得分开？财路全断了！
还有那什么“专利”？奇技淫巧也能登堂入室，还能得利？斯文扫地！
至于给下岗官员的出路？经商？与民争利！教书？辱没先人！
反对的声浪，比当初抵制范仲淹新政时，猛烈了何止十倍！因为这不再是修修补补，这是要掘他们的根！
夏竦等人虽然被明升暗降，但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一时间，弹劾林启“操莽之心”、“败坏祖制”、“与民争利”、“苛待士人”的奏章，雪片般飞向中书省，飞向皇帝的案头。试点八路的地方官员、士绅、豪强，更是暗流涌动，串联抵制。
压力，首先集中到了刚刚被任命为“革新总署判署事”的范仲淹身上。
汴京，革新总署临时衙门（设在中书省隔壁）。
范仲淹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抗议书信和下面官吏报上来的、江南两路官员消极怠工、士子聚集闹事的消息，眉头拧成了疙瘩。富弼、韩琦等人也在，脸色凝重。
“希文兄，阻力太大了。”富弼揉了揉太阳穴，“‘火耗归公’和‘养廉银’的章程刚发下去，江宁府就有胥吏串联罢岗，税银征收几乎停滞。还有那边递上来的条子，说地方官员联名上书，请求暂缓执行，否则‘恐生民变’！”
“民变？”韩琦冷笑，“是吏变吧！动了他们的奶酪罢了。还有那些士子，听说恩荫要考试，还要下基层，一个个如丧考妣，在州学、府学静坐抗议，说朝廷‘轻慢士人’，要联名上书叩阙！”
欧阳修忧心道：“最麻烦的是，汉王要求我们先在八路试点，可我们的人，除了江南两路还能使唤几分，其他六路……完全是汉王的人说了算。我们这革新总署，政令能不能出汴京都难说，更别说推行到汉王的地盘了。汉王他……到底什么意思？”
范仲淹沉默着。他知道林启的意思。林启给了他名义上的总负责，给了新法的框架，甚至给了部分权力（江南两路）。但最核心的、最见成效的六路，林启要自己来，用他自己的人和法子。这既是支持，也是制衡，更是一种无声的示范和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