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元年，七月。
汴京的夏天，又闷又热，但比天气更让人烦躁的，是朝堂上那股子挥之不去的、黏糊糊的戾气。
紫宸殿里，天天上演着差不多的戏码。
“陛下！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把持言路，排挤异己！凡不附和新政者，皆被其指为‘守旧庸臣’，或罢或贬！长此以往，朝堂之上，只闻范党之声，不见陛下之威！此非国家之福啊陛下！”御史中丞王拱辰声泪俱下，跪在地上砰砰磕头。
“陛下明鉴！”范仲淹气得胡子都在抖，出列反驳，“臣等一心为国，所行诸事，皆出自《条陈十事》，有目共睹！夏竦、章得象等人，因新政损其私利，便百般阻挠，污蔑构陷！‘明黜陟’查的是庸官贪吏，‘精贡举’为的是选贤任能，何来结党之说？倒是他们，互通声气，互为奥援，才是真正的朋党！”
“你血口喷人！”
“你颠倒黑白！”
“够了！”龙椅上的仁宗赵祯终于忍不住，提高了声音，脸上是少年人强撑的威严和掩饰不住的疲惫与厌烦，“朝堂议事，成何体统！新政利弊，可详细奏来，何必动辄攻讦‘朋党’！此事……容后再议！退朝！”
他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宝座，留下身后一片嗡嗡的争吵和叹息。
这“朋党”的帽子扣下来，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范仲淹等人再想推行什么，反对者只需轻飘飘一句“此乃范党之私意，非为国谋”，就能让大半朝臣迟疑观望，让小皇帝心生猜忌。
新政在汴京吵吵嚷嚷，出了汴京，更是寸步难行。
江南各路，转运使、安抚使多是勋贵旧臣出身，或与夏竦等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朝廷的新政文书，态度很一致：存档，研究，然后……没有然后。问就是“地方情形特殊，需因地制宜，缓图之”。问急了，就抱怨“漕运不畅，钱粮不济，胥吏顽劣”，总之一句话，没法办。
倒是蜀地四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安静得反常。转运使是周荣的门生，安抚使是靖安军旧部。朝廷关于“方田均税”、“厚农桑”的公文到了，他们也接，也存档，但该干嘛干嘛——继续修路，继续开矿，继续按“汉王（林启）旧例”征收商税、推广新农具、兴办学堂。汴京的狂风暴雨，到了剑门关，好像就被那巍巍青山给挡住了，吹进去的只剩下点微风。
而新近被林启“拿走”的永兴军路（治所京兆府），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仿佛自成一体，汴京的政令？好像听说过，但咱们这儿，汉王说了算。
京兆府，北城“互市监”。
这里原本是朝廷设置的、与西夏、辽国进行边境贸易的官方市场，以往充斥着羊膻味、马粪味和各族语言嘈杂的叫卖还价声。可如今，气氛有些诡异。
一个穿着皮袍、脑袋剃得锃光瓦亮、只留头顶一撮毛的党项大商人，正操着生硬的汉话，唾沫横飞地跟互市监的宋人小吏争吵。
“为啥不收？为啥不收俺的青盐？！”党项商人指着身后十几辆大车，车上满是上好的、雪白的西夏青盐，“往年不都收吗？俺这盐，比你们河东的盐还好！你们汉人不是最爱吃吗？”
小吏是个年轻人，穿着崭新的、带有“市易司”字样号衣，面无表情，但语气还算客气：“不是不收，是规矩改了。从今年六月起，凡在我永兴军路市易司辖下交易，无论是青盐、皮货、牲畜，还是别的货物，货款结算，只收两种——‘汉元通宝’，或者‘蜀商钱号’开具的‘交子’。”
他指了指旁边墙上新贴出的、盖着“汉王府”和“永兴军路市易司”大印的告示。
“银饼？不收！铜钱？只收我们铸的‘汉元’！你们西夏的铜钱？那更不行，成色杂乱，重量不一！”小吏摇头，“要么，你去‘蜀商钱号’京兆分号，把你的银饼、铜钱，按今日牌价换成‘汉元’或者‘交子’，再来买货。要么，你就用你的青盐，去找愿意以货易货的人。不过我得提醒你，如今这市面上，九成的货栈、商铺，都跟我们市易司签了约，也只收‘汉元’和‘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