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头，看着徐宗衍，眼神在灯光下有些迷离。
“当年，里长要压我们，视工商为末业，视资产为猛虎，生怕我们坐大，生怕我们与民争利。”
“恨不得将天下的钱，都锁进国库，将天下的商人，都管得服服帖帖。”
“可如今，你们却要请我们回来，敲锣打鼓，奉为上宾，还要靠着我们来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兴百业......这世道，变得真是快啊。”
徐宗衍静静地听着，脸上依旧带着那种从容的微笑。
他知道陆家有怨气。
他抿了一口酒。
“不是世道变得快，陆兄，是规律，它总会回来的。”
陆鸿年目光一闪，深深看了徐宗衍一眼，然后举杯。
“这规律，就是资产要增殖，就是要流向最能生利的地方......”
两只晶莹的水晶杯再次碰到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杯中殷红的酒液荡漾，倒映着窗外那片辉煌灿烂、仿佛永不熄灭的霓虹灯火。
同一天晚上，千里之外，河南，黄河边上一个普通的村庄。
没有霓虹，只有零星的、昏黄的油灯光晕，从低矮破旧的土坯房窗户里透出来，在无边的黑暗和呼啸的北风中，显得微弱而无力。
村东头，老槐树下一间更加低矮的窝棚里，一盏小小的、灯油将尽的油灯，勉强照亮着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灯下，围着一家五口，一对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但实际可能还不到四十的夫妻，两个半大孩子，还有一个蜷缩在破被絮里的、更小的娃娃。
男人，叫杨老根，算是附近新开的惠通垦殖公司的农业工人。
此刻，他正用一根烧黑了的木棍，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划拉着什么。
女人，他的妻子，紧张地坐在一旁，怀里抱着那个最小的、不停咳嗽的孩子。
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一男一女，裹着单薄破旧的衣服，缩在墙角，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在地上划拉，也看着桌上那少得可怜的、几个黑乎乎的杂面窝头和一小碗不见油星的咸菜。
“上季给公司做了四十七个工，一个工说好是三块......”
杨老根低声念叨着，用木棍在地上划出歪歪扭扭的四十七和三块。
“四七二十八，三四十二......是一百四十一？”
他算得有点吃力，但还是在努力计算。
“可公司管事说，要扣饭钱，一顿五毛，一天两顿，就是一块，四十七天，是......是四十七块？”
他又划拉着，减去。
“还要扣工具磨损钱......”
“还有，上次娃他娘病了，我预支了三十药钱，要还......”
“还有，去年的种籽钱，还欠着公司二十......”
“还有......”
一项一项地扣，地上的数字越来越小......千里之外的松江府，礼查饭店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光芒璀璨，香槟酒泛着金色的气泡，欢声笑语透过玻璃窗，飘散在黄浦江潮湿的夜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