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太太的眼睛忽然红了。她放下竹篓，哆哆嗦嗦地解开口袋的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件东西来。
是一件棉衣。
棉衣的颜色已经说不上来了，大概是深灰色的，布料磨得起了毛，肩膀上、袖口上、前襟上到处都是补丁，补丁的颜色各不相同——有蓝布、有黑布、有一块像是从麻袋上剪下来的。每一块补丁的针脚都密密麻麻，缝得结结实实。整件棉衣虽然破旧，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云。
“这是……我儿子的。”老太太说，声音在风里打着颤，“他在你们队伍里当兵，上个月写信说要棉衣。我赶了一个月，把家里能用的布都用上了。可是……”
她说不下去了。
沈砚之心里一沉。他柔声问：“大娘，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周……周有田。川北来的。”
沈砚之的后背僵住了。
周有田。三天前打掩护时牺牲的那个老兵。川北人，家里有个瞎眼的老娘。
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次，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想告诉老太太，她的儿子是个英雄，一个人拖住了六个北洋兵，掩护了全队的撤退。他想告诉老太太，周有田最后说的那句话是“告诉我娘，我对不住她”。他想告诉老太太很多很多事，可他张了张嘴，只说出了一句：
“大娘，您怎么找来的？”
“我问了一路。”老太太说，“从川北走过来，走了十三天。到了泸州，人家说队伍撤了，往南去了。我又往南走，走了三天，碰上一个当兵的，说有个支队在马鞍坳歇脚。我就上来了。”
十三天。从川北到川南，几百里山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背着一件棉衣，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沈砚之的眼眶发酸，但他忍住了。他是支队长，几百号人看着他，他不能哭。
他伸手想接过棉衣。老太太却忽然把棉衣往回一收，抬起头问他：“我儿在哪？让我看看他。”
周围站着的几个士兵都把头低了下去。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蹲下来，平视着老太太被白翳遮住的眼睛。他把声音压到最低最柔，像是怕惊碎了一样什么东西。
“大娘，”他说，“有田他……他走了。”
老太太没有动。她站在那里，双手抱着棉衣，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头。山风吹过来，把她灰白的头发吹散了，遮住了半张脸。
过了好久，她才开口。
“走哪了？”
“大娘……”沈砚之咬了咬牙，“有田在掩护队伍撤退的时候，受了重伤。我们尽了力，但是……”
“什么时候的事？”
“三天前。”
老太太又沉默了。这次沉默比刚才更久。太阳从山脊上冒了出来，照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光。她的眼睛是浑浊的，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的眼角慢慢地、慢慢地渗出了两行泪。
她蹲下来，把棉衣放在地上，用手掌一遍一遍地抚摸。那件棉衣的每一个补丁都是她的针脚，她虽然看不见，但她的手指记得每一个针脚的位置。
“这件衣裳，”她对着棉衣说话，声音轻得像对摇篮里的婴儿，“我拆了三件旧衣服，拼了四十三块布。心想他在外面冷，早点寄到就好了。还是没赶上。还是没赶上。”
沈砚之单膝跪在老太太面前，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说不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什么“节哀顺变”，什么“为国捐躯”，什么“重于泰山”——这些话都对，但放在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面前，每一句都轻飘飘的，像灰一样。
他抬起手，握住了老太太的手。那只手粗糙得像树皮，指节因为常年劳作已经变了形，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他两只手包住那只手，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它。
“大娘，”他说，“有田不在了，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娘。”
老太太浑身一震。
她抬起头，用那双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对着沈砚之的方向，像是想从他声音的纹理里辨认出这句话是真心还是客套。
“你叫啥？”
“沈砚之。砚台的砚，之乎者也的之。”
“你是他们的头儿？”
“是。”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摸到了沈砚之的脸。她用手指一寸一寸地摸过他的眉骨、鼻梁、下巴、颧骨。摸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用指尖记住这张脸的形状。
摸完之后，她把手收回来，点了点头。
“瘦。太瘦了。”她说，“你们这些当兵的，都瘦。”
她把棉衣拿起来，递到沈砚之面前。
“穿上。”
沈砚之愣住了。“大娘，这是有田的……”
“有田不在了，衣裳不能白做。”老太太把棉衣往他怀里推，“你穿上。你是头儿，你不能冻倒。你冻倒了，这些娃们怎么办？”
沈砚之接过棉衣，双手微微发抖。他低头看了看那件缝了四十三块补丁的棉衣，然后把外面的夹袄脱掉，将棉衣穿在了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