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干什么？”
“还不清楚。”陈延年摇摇头，拿起那沓文件，“但我们在日本领事馆的内线传来消息，山本这次来，带着日本外务省的密令，要在上海见几个人。杨度是第一个，后面还有……”
他翻到文件中间一页，上面列着一串名字。沈砚之扫了一眼，心沉了下去。名单上有前清遗老，有北洋要员，有江浙财阀，甚至还有两个是革命党里颇有声望的人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和日本人见面，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没好事。
“孙先生知道吗？”
“知道。”陈延年苦笑，“但知道了又能怎样？孙先生现在……唉，你也清楚，护国运动一成功，那些老同志又闹起来了。这个要当总理，那个要当总长，天天吵，天天争。日本人的事，反倒没人上心了。”
沈砚之沉默。这三个月他在上海，亲眼目睹了革命党内部的倾轧。护国成功了，袁世凯倒了，可那些当年一起流亡、一起革命的同志，却开始争权夺利。昨天还在一起喝酒骂袁大头，今天就能为个部长位子拍桌子翻脸。孙中山焦头烂额，想管也管不住——他这个“革命先行者”，如今说话还没那些手握兵权的都督管用。
“所以陈兄的意思是？”
“沈兄这次回云南，能不能……”陈延年斟酌着词句，“能不能在西南造造声势？蔡将军在军界有威望，你在护国军中有根基，如果你们能联合发个声明，呼吁各方以国事为重，警惕外人乘虚而入，或许能……”
“或许能让某些人清醒一点？”沈砚之接过话，但摇摇头，“延年兄，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沈砚之一个武夫，在西南那山沟沟里带兵打仗还行，跑到这上海滩来指手画脚，谁听我的？”
“可总得有人说话啊。”陈延年有些激动，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扶，“日本人狼子野心，甲午年割了台湾，日俄战争占了旅大，如今袁大头一倒，他们又想浑水摸鱼。那些军阀，那些政客，眼睛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谁管国家死活？再这样下去，中国真要亡了！”
他说到最后，眼圈都红了。沈砚之知道，陈延年的弟弟陈延年在“二次革命”时被北洋军杀害，尸首都没找全。国恨家仇，这个男人是刻在骨子里的。
“我尽力。”沈砚之最终说，把照片和文件推回去，“但延年兄，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这世道，光靠呼吁是没用的。你得有枪，有兵，有地盘。没有这些，说话就是放屁，没人听。”
陈延年愣住了，他没想到沈砚之说得这么直白，这么……粗俗。
“那依沈兄之见……”
“依我之见，你们在上海，该印报纸印报纸，该发传单发传单，该呼吁呼吁。但更重要的是，”沈砚之站起来，走到窗前，指着窗外黄浦江上那些挂着外国旗的军舰，“得有人去练兵，去攒钱，去搞枪炮。等我们手里有十万人，一百门炮，你看日本人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你看那些军阀还敢不敢窝里斗？”
陈延年也站起来，走到沈砚之身边。窗外，一艘日本炮舰正缓缓驶过，舰首的太阳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那炮舰不大，但在黄浦江上横行无忌，中国的渔船、货船见了都得远远避开。
“沈兄说得对。”良久，陈延年长叹一声，“是我书生气了。”
“不是书生气，是心急了。”沈砚之拍拍他的肩，“急不得。这病是几十年、上百年落下的，想一副药就治好，不可能。得慢慢来，一帖一帖地下药，一年一年地调理。”
“可我们还有多少年？”陈延年转头看他，眼睛里映着窗外的灯火，亮得骇人，“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在山东驻兵，在福建搞‘亲善’。英国人占着香港，法国人占着广州湾，俄国人虽然倒了，可又来了个更狠的苏俄。沈兄，我们这代人不把事办成，留给下一代，那就真没指望了。”
沈砚之没接话。他看着江对岸，浦东那边还是一片农田，零星几点灯火，是农家的油灯。更远处，是沉沉的黑夜，没有尽头。
“总会有人接着干的。”他终于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们这代人干不完，儿子接着干。儿子干不完，孙子接着干。只要这国家还没亡，这民族还没灭，就总有人会干下去。山海关的城墙塌了，还有人会垒起来。长江黄河的水干了，还有人会挖出来。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死不了的。”
陈延年看着他，突然笑了，笑中有泪：“沈兄，你这话，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谭嗣同。”陈延年说，“戊戌年，谭先生本来可以走的，但他没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他死了，死在菜市口，可他的话传下来了，他的血没白流。”
沈砚之摇摇头：“我不如谭先生。我没那么大的学问，也没那么大的气魄。我就是个当兵的，带兵打仗，保卫乡土，是我的本分。至于变法救国，那是你们读书人的事。”
“不。”陈延年正色道，“沈兄，你错了。救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一类人的事。是我们所有人的事。你带兵打仗是救国，我办报写文章是救国，工人在工厂做工是救国，农民在田里种地也是救国。各尽所能，各尽其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沈砚之沉默了。他看着陈延年，这个比他大十岁的读书人，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火，烧着一种他不太懂但很尊敬的东西。那东西在山海关的城墙上也有，在川南的战壕里也有，在那些死去的弟兄们的眼睛里也有。
那是信仰，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螳臂当车也不退缩的倔强。
“我记下了。”沈砚之说，“延年兄的话，我记在心里。回云南后，我会跟蔡将军说，跟弟兄们说。我们虽然在山沟沟里，但心要和天下人在一起。”
陈延年重重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更小的油纸包：“这个，沈兄带着。”
沈砚之接过，打开，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印着四个字：《新青年》。
“这是我们新办的杂志。”陈延年说，“第一期，刚印出来。里面有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有李大钊先生的文章，还有鲁迅先生的小说。沈兄带着路上看，到了云南，也给弟兄们看看。让他们知道，中国不只有军阀混战，不只有洋人欺压，还有人在思考，在呐喊，在寻找出路。”
沈砚之郑重地收好小册子，放进西装内袋，贴着心脏的位置。“一定。”
陈延年走了，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里，长衫的下摆被夜风掀起，像一面孤独的旗。
夜更深了。外滩的钟楼敲响十一下，钟声在夜空里回荡，沉重而悠长。沈砚之关上台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方清辉。他想起山海关的月光，也是这样清冷，这样亮，照在城墙上，像覆了一层霜。
那年他二十二岁，第一次站在山海关的城楼上守夜。父亲拍着他的肩说：“砚之，你看这关，这山，这海。从秦始皇修长城到现在，两千年了，多少人在这里生，在这里死，在这里打仗，在这里守边。为什么？为的是身后那片土地，那片土地上的人。”
当时他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但还不够，远远不够。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程振邦回来了，手里提着个藤箱，里面是简单收拾的行李。
“都准备好了。”程振邦说，“船票，路费，还有给蔡将军带的药，都在里面。对了，刚才在楼下碰到饭店的侍应生，说有个姑娘找你。”
“姑娘？”沈砚之一愣。
“说是姓苏，从北京来的。”程振邦的表情有些古怪，“我问她什么事，她不说，只说要见你本人。现在人在大堂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