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是往里看了一眼，确实只有一份薄薄的文件和一张支票。
抽出支票，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对着头顶的日光灯仔细看了看。
花旗银行的签章清晰，水印完整，不是伪造的。
“知道是谁送来的吗？”
“不知道。据警卫说，来人不光戴着帽子，脸也用围巾围得严严实实，把东西扔在门卫室的窗台上就走了。警卫追出去的时候，人已经上了一辆黑色轿车，拐过街角就不见了。”
他闻言拿出文件，快速扫了一遍。
上面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巢鸭监狱的战犯虽然死了，但死亡不是终点。必须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必须把他们的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稿下面还附了一份名单，列了七八家报刊的名字，全是和《每日新闻》差不多体量的二线报刊，发行量不大不小，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和工人群体。
看来这一万美元就是让这些报刊帮着发稿的报酬。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虽然他完全可以把钱吞下，既不发稿也不帮忙，但对方在文稿末尾说了，只要这次合作愉快，后续还会有合作。
像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客户在下一张更大的订单之前，先下了一笔小单试试水。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开始思考对方可能是谁。
但可能性太多了，中国人、朝鲜人、南洋人、在珍珠港死了儿子的美国母亲、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失去丈夫的寡妇……
太多太多了，该死的日本人，整个世界都有足够的理由仇恨他们。
但不管是谁，都不重要。
对方不找《纽约时报》那样的一线大报，是因为大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审查流程，未必会为了一篇匿名来稿而冒险，反而容易把事情捅到不该捅的人面前。
但他们不同，他们在内容上更灵活，在审查上更宽松，当七八家二线报刊同时刊登了同一主题的文章时，它们形成的舆论合力并不比一家大报的头版头条小多少。
他将雪茄放在烟灰缸上，把文件递还给秘书，“就按上面的内容，让编辑室出一篇文章。站在为太平洋战死者发声的立场，声讨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
“好的，老板，我这就去安排。”
秘书离开后，他盯着那张花旗银行的本票看了很久。
在业内，像他们这样的二线报刊，发一篇文章的报价也就一两百美元，如果是带有明确倾向性的时评文章，顶天了也不过四五百。
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多到让他觉得这笔钱不仅是在买一篇文章，更是在买他的态度，买他在这七八家报刊组成的临时联盟中扮演一个积极的串联者。
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文件上的要求给其他几家报社打个电话。
不是为了对方那句“后续还会有合作”的承诺，而是因为一个出手如此阔绰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