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那天，老李起得比往常都早。
阿黄是被厨房的动静吵醒的。它从窝里爬起来，抖了抖毛，慢吞吞地走到厨房门口，看见老李正弯着腰在灶台前忙活。灶上的铁锅冒着热气，一股熟悉的香味飘过来——是红薯。
“醒了？”老李头也没回，但阿黄知道他是在跟自己说话。它走过去，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腿，在他脚边趴下来。
窗外还黑着。厨房的灯照出一小片光亮，老李的身影在光里晃来晃去，阿黄就趴在他影子的边缘，看着那双旧布鞋在灶台和水池之间来回走动。
锅里的红薯煮好了。老李捞出来两个，放在碗里晾着，然后端着碗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
冷气一下子钻进来，阿黄打了个喷嚏。
“别出来。”老李侧身挡着它，把碗往外伸了伸。
阿黄听见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动。它竖起耳朵，从老李腿边的缝隙往外看——院子里，一只野猫正蹲在墙根下，警惕地看着这边。
老李把红薯倒在墙根的地上，又往里加了点热水，然后用勺子搅了搅。
“天冷了，吃点热乎的。”他冲着那只野猫说，也不管它听不听得懂。
野猫没有动。它盯着老李看了很久，直到老李转身进屋，关上门，它才小心翼翼地走过来，低头吃那些红薯。
阿黄趴在门口，隔着门板听见外面细微的咀嚼声。
“那只猫，去年冬天来过。”老李坐回灶台前，给自己盛了一碗红薯，又往阿黄的碗里倒了半碗，“那时候它怀着崽子，瘦得皮包骨头。我以为它熬不过那个冬天，结果它熬过来了。”
阿黄低头吃自己碗里的红薯，耳朵却一直竖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老李也不说话了。他端着碗，慢慢吃着，眼睛看着窗外。窗外还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就是那么看着，好像能看见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阿黄吃完红薯，又趴回老李脚边。它感觉到老李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不是生病的那种不一样，是另一种。他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能感觉到。
过了很久，老李忽然开口：
“今天是你周姨的生日。”
阿黄抬起头，看着他。
老李没有看它。他还看着窗外，但眼睛里的光，和阿黄平时看见的不一样。那光像是被什么糊住了，雾蒙蒙的。
“她要是活着，今年该六十八了。”他说，“六十八，还年轻着呢。她走那年才五十三，头发还没全白，脸上也没多少皱纹。我老说她，你看你，比我还小两岁，怎么看着比我还老。她就打我，说我是胡扯。”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一闪就没了。
阿黄站起来，把脑袋搁在他腿上。
老李低下头，看着它，粗糙的手摸了摸它的头。
“你见过她。”他说，“那张照片，你看见过的。扎麻花辫的那个，就是她。”
阿黄当然记得那张照片。老李床头柜上摆着的那个旧相框，里面一个年轻的姑娘，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站在一片麦田里，笑得很好看。老李有时候会对着那张照片发呆，一发呆就是半天。
“她走那天，也是这样的天。”老李说，“霜降。早上起来，院子里一层白霜。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说，今年冬天肯定冷。我说，冷就冷呗，多穿点。她就笑，说你这人，一辈子没心没肺。”
他停了一下，阿黄感觉到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结果那天晚上，她就不行了。太快了，快得我都没反应过来。救护车来了，医生来了，然后他们跟我说，人没了。”
阿黄听不懂这些话，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让它的心也跟着揪起来。它把脑袋往他腿上蹭了蹭，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呜咽声。
老李低头看着它，又摸了摸它的头。
“没事。”他说，“都过去十五年了。早该习惯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外面已经亮了。院子里铺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黄黄的，被霜一打，像镀了一层银边。
野猫已经不在了。墙根下只留下一个空碗，碗里的红薯被吃得干干净净。
老李站在门口，看着那片白霜，看了很久。
阿黄走到他身边，也看着那片白霜。它不知道那些白的东西是什么，但它能感觉到，今天的院子，和昨天不一样了。
“走。”老李忽然说，“带你去看个地方。”
他回屋拿了件厚外套，又拿了一个小布包，然后把阿黄的绳子找出来，拴在它脖子上。
阿黄不太喜欢这根绳子，但它知道，拴上绳子就意味着要出门了。它兴奋地摇着尾巴，跟着老李走出院子。
穿过巷子，走过那条熟悉的街道，然后拐进一条阿黄没走过的小路。路两边是一排排的老房子，灰墙黑瓦，有的墙上还爬着枯藤。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只麻雀在电线杆上跳来跳去。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老李停下来。
前面是一个小山坡，坡上长满了杂草，草上也铺着一层白霜。坡顶有一棵大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