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第一次吃那种白色的药片，是在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四。
那天早晨，他咳得特别厉害，趴在洗脸池边好久都直不起腰。阿黄蹲在卫生间门口，尾巴紧紧夹着，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呜咽。它想进去，又怕妨碍老李，只能在那儿干着急。
后来老李直起身，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那张脸，然后转身回了卧室。阿黄跟着他，看见他从床头柜最里面的抽屉里翻出一个铁盒子。
那盒子阿黄见过，是老李装“重要东西”的地方。里面有老李的退休证、一张存折、几枚旧硬币，还有一张发黄的结婚证。结婚证上那张照片，比墙上那张小一些，但也是那个梳麻花辫的女人。
老李从铁盒最底下摸出一个塑料瓶，白色的，上面印着阿黄看不懂的字。他倒出两片白色的药，就着凉水吞下去，然后坐在床边，闭着眼睛喘气。
阿黄走过去，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
老李睁开眼睛，低头看着它，笑了笑。
“没事，阿黄。吃药就好了。”
阿黄不知道那药是什么，但它记住了那个塑料瓶的样子，记住了老李吞药时皱起的眉头，也记住了从那以后，老李身上多了另一种味道——苦苦的，涩涩的，混在原来的烟草味里。
药的味道。
那瓶药吃完，老李又去医院开了新的。
阿黄不知道医院在哪儿，但它认识那个白色的塑料袋。每次老李拎着那种袋子回来，阿黄就知道，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会弥漫那种苦苦的涩涩的味道。
老李吃药的时间也固定下来。早晨一次，晚上一次，饭后半小时。阿黄很快就记住了这个规律。每到该吃药的时候，它就蹲在老李脚边，看着他倒水、拧瓶盖、数药片。有时候老李忘了，阿黄就用鼻子拱拱他的腿，提醒他。
“知道了知道了，”老李笑着拍拍它的头，“你比闹钟还准。”
阿黄就摇摇尾巴，继续蹲着，一直等到老李把药吞下去，才放心地趴回自己窝里。
十月中旬，天气彻底冷下来。
老李开始穿那件军绿色的棉袄，领子都磨得发白了，但他舍不得换新的。每天早上出门遛弯，阿黄都要等他好久——他穿衣服的动作比以前慢多了，扣扣子的手抖得厉害，有时候一颗扣子要扣半天。
阿黄不催他，就那么蹲在门口等着，尾巴偶尔摇一摇，表示“我不着急”。
老李扣完扣子，弯腰去够鞋。他的腰弯得越来越低，手伸得越来越长，可就是够不着那双布鞋。阿黄看见了，叼起一只鞋，放在他脚边，又叼起另一只，也放好。
老李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阿黄，你成精了是不是？”
阿黄摇摇尾巴，表示“这不算什么”。
老李穿上鞋，站起来，拍了拍它的头。
“走，看柳絮去。”
可这个季节哪还有柳絮。河边的柳树叶子都快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摇晃。阿黄不知道老李为什么还说要去看柳絮，但它知道，只要能和老李一起出门，去哪儿都行。
他们沿着河边慢慢走。老李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阿黄也放慢脚步，他走它就跟着走，他停它就蹲下等。
迎面走来一个牵着大黑狗的中年男人。那狗比阿黄大一圈，见了阿黄就汪汪叫，使劲往前冲。男人拽着狗绳，冲老李抱歉地笑笑。
老李也笑笑，伸手护住阿黄。
阿黄没有叫。它只是抬头看了看那只大黑狗，然后把身子往老李腿边靠了靠。它不怕那只狗，但它不想让老李担心。
大黑狗被拽走了，叫声越来越远。老李低头看看阿黄，又摸摸它的头。
“乖，不跟它们一般见识。”
阿黄舔舔他的手，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老李咳得特别厉害。
阿黄从窝里爬起来，跑到他床边，看着他弓着身子咳。那咳嗽声又深又重，像是从肺叶最深处挤出来的，听得阿黄心都揪成一团。
它跳上床，把脑袋拱进老李怀里，用身子抵住他。它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老李舒服一点，但它想，也许这样，他就能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
咳了好久，老李终于停下来。他靠在床头，大口大口地喘气，额头上全是汗。
阿黄没有离开，就那么蜷在他怀里，用自己暖烘烘的身子贴着老李的胸口。
老李低头看看它，伸手摸摸它的耳朵。
“阿黄，”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你说，我还能陪你多久？”
阿黄不懂这话的意思。它只是伸出舌头，舔了舔老李的下巴。
那苦涩的味道又浓了一些。
十一月，老李开始频繁地去医院。
有时候是社区医院，有时候是市里的大医院。每次去，他都要换身干净衣服，把头发梳整齐，对着镜子照好久。阿黄不懂他为什么要照那么久，但它知道，每次老李出门前，都会蹲下来摸摸它的头，说一句“我一会儿就回来”。
阿黄就蹲在门口，等着。
等一个小时，等两个小时，等一个下午。
有时候老李回来得早，天还没黑。有时候回来得晚，路灯都亮了。不管多晚，阿黄都蹲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盯着那扇门。
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它的尾巴就开始摇。门一开，它就扑上去，围着老李转圈，舔他的手，蹭他的腿。
老李每次都笑着摸摸它：“急什么，又不是不回来。”
可阿黄就是急。它不知道老李在医院里经历了什么，它只知道，老李不在家的那些时间，家里的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冷清清的，空荡荡的，让狗心慌。
有一次，老李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