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李建军收拾行李准备走。临走前，他把老李叫到堂屋，父子俩关着门说了很久的话。阿黄趴在门外，耳朵贴着门缝，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李建军的声音越来越高，老李的声音一直很低。
最后，门开了。李建军走出来，脸色很难看。他看到阿黄，停了一下，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
“爸，这钱你留着，想吃啥买啥。”他说，“还有，这狗...你要是养不动了，就送人吧。我打听过了，镇上有个宠物收容站。”
老李的脸一下子白了：“你说什么？”
“我说，把狗送人。”李建军提高了声音，“你都这样了，还能照顾它吗？它每天要吃要喝，要遛要洗，你顾得过来吗？”
“阿黄不用我照顾，”老李的声音在发抖，“它照顾我。”
“狗照顾人？笑话！”李建军嗤笑，“爸，你别傻了。它就是条狗，能顶什么用？你要是真病了倒了，它除了叫唤，还能干什么？”
阿黄听懂了“狗”这个词，也听懂了语气里的轻蔑。它站起来，喉咙里再次发出低吼。
“你看！”李建军指着阿黄，“它还凶我！这种土狗，养着有什么用？我同事家养的可是纯种金毛，那才叫宠物！”
老李没说话。他走到桌边，拿起那几张钞票，塞回儿子手里。
“钱你拿走。”他说，“阿黄，我不会送人。”
“爸！”
“你走吧。”老李转过身，背对着儿子，“路上小心。”
李建军气得脸都红了，但终究没再说什么。他拎起行李，摔门而去。
院子里恢复了安静。雨后的月光照在青砖上，泛着冷光。老李站在原地，很久没动。
阿黄走过去，用头轻轻蹭他的腿。老李这才回过神来，蹲下身，抱住阿黄。老人的手臂很瘦，抱得却很紧。
“阿黄啊，”他把脸埋在狗毛里，声音闷闷的，“我就剩下你了。”
阿黄不懂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颤抖，能感觉到滴在它脖子上的、温热的液体。它伸出舌头，舔了舔老李的脸——咸的，苦的，是眼泪的味道。
那晚，老李没吃晚饭。阿黄也没吃。一人一狗就坐在堂屋里，看着窗外的月亮从东边升到中天，又缓缓西斜。
后半夜，老李忽然说：“阿黄，我饿了。”
阿黄立刻站起来，摇着尾巴。
老李慢慢走进厨房，点火，烧水，熬粥。是最简单的白米粥，但他熬得很认真，用勺子一遍遍搅拌，防止粘锅。粥香渐渐弥漫开来，是那种最朴素的、粮食本身的香气。
粥熬好了，老李盛了两碗。一碗放在桌上，一碗放在地上。但他没有立刻吃，而是从柜子里拿出一罐白糖，舀了一勺，撒在自己碗里。
又舀了一勺，犹豫了一下，撒在阿黄的碗里。
“甜一点，好吃。”他对阿黄说。
阿黄低头吃粥。加了糖的粥确实更甜，但它吃不出滋味——它所有的心思都在老李身上。它一边吃，一边抬头看，确保老李也在吃。
老李吃得很慢，但把一整碗粥都吃完了。吃完后，他长长舒了口气，脸色似乎好了一些。
“阿黄，”他说，“咱们得好好活着。”
阿黄汪了一声，像是在回应。
那之后，老李的身体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他能扫扫院子，给阿黄做顿饭；坏的时候，他整天躺在床上，连喝水都要阿黄把缸子叼过来。
但无论好坏，阿黄都守着。它学会了更多东西——学会在听到老李咳嗽时去叼药瓶，学会在老李要起床时用头去顶他的后背帮他借力，学会在老李睡不着时趴在床边，用均匀的呼吸声陪他入眠。
秋天来了。院子里的泡桐树开始落叶，金黄的叶子铺了满地。老李不再扫落叶了，他说：“留着吧，好看。”
于是落叶越积越厚，踩上去沙沙响。阿黄喜欢在落叶堆里打滚，滚得一身都是叶子碎屑。老李就坐在藤椅上看着，笑：“傻狗。”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李咳血的次数越来越多，呼吸声越来越重。但他很少喊疼，也很少抱怨。大多数时候，他只是安静地坐着，或者躺着，眼睛望着某个地方，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阿黄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它知道，每当这个时候，老李的手会无意识地抚摸它的头，一遍又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告别什么。
十月底的一个清晨，老李起得特别早。天还没亮，他就穿好衣服，坐在堂屋里。阿黄被惊醒，跟着他出来。
“阿黄，”老李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去护城河走走吧。”
阿黄摇尾巴。它已经很久没和老李一起出门了。
老李慢慢站起身，拄着拐杖——那是李建军上次回来时买的，老李一直不用，今天却拿了出来。一人一狗，慢慢地走出院子，走上街道。
清晨的街道很安静，只有扫街的环卫工人在沙沙地扫地。老李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歇一歇。阿黄也不急，就陪着他慢慢走。
走到护城河边时，太阳刚刚升起。晨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柳树已经秃了大半，剩下几片顽强的叶子在风中摇摆。
老李在常坐的长椅上坐下，阿黄趴在他脚边。他们就这样坐着，看着河水，看着对岸早起锻炼的人们，看着太阳一点点升高。
“阿黄啊，”老李忽然开口，“我小时候，这条河可清了。夏天就在这儿游泳，摸鱼。你奶奶也是在这儿认识的——她在河边洗衣服，我把她的棒槌踢河里了，她追着我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