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推行土地重整之策，试图将分散于豪强之手的大片田产重新纳入国家掌控；
诏令层层下达，郡县奔走执行，丈量田亩、登记户籍，一时间文书如山，吏员疲于奔命。
他倡导恢复古制，意图重建一种理想中的均衡体系，使百姓不再因贫富悬殊而受苦。
在他的设想中，土地有序分配，人口各安其业。
社会运转如同精密的器械，每一个齿轮都恰到好处。
那套制度，在他口中，被赋予了近乎完美的蓝图。
与此同时，他对社会底层亦抱有极深的同情。
他曾在宫中召见旧日贫民，询问疾苦；
也曾在朝议之上厉声斥责贩卖人口之行径，认为那是对“人之为人”的根本践踏。
他试图终结长久以来的奴役关系。
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具备基本的尊严。
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境下，他的情感与理念发生冲突——
做出了令人难以理解、却又带着某种执念的选择。
那些决定，在当时引发争议，却也透露出他内心深处那种近乎偏执的“纠正世界”的冲动。
从动机来看，这一切，几乎无可指摘。
问题在于——时代。
那些被他试图收归的土地，早已在地方豪族之间流转数代，根基盘根错节；
每一块田地背后，都牵连着宗族、佃户、债务与权力网络。
那些被解放的人口，也早已被纳入世家体系之中，成为其运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们的生计、归属、甚至安全，都依附于旧有结构。
这些结构，并非单纯依靠一道政令便能瓦解。
地方官员或阳奉阴违，或干脆拖延不办；
豪强暗中抵制，甚至煽动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