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夜晚带着咸湿的海风，码头仓库区的煤油灯在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办公室窗前，手中握着一只青瓷茶盏，盏沿残留着半凉的铁观音。茶汤在月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像极了三天前在老赵遗体旁看到的那摊血。
“沈先生，单据都整理好了。”
伙计阿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林默涵三个月前从码头苦力中挑选出来的，机灵、寡言，最重要的是眼神干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高雄，这种干净极为难得。
“放在桌上吧。”林默涵没有转身，视线依然投向窗外，“今天海关那边有什么动静？”
阿水将一摞贸易单据轻轻放在红木办公桌上，声音压得很低：“陈科长又派人来查了，说是例行检查。但我看他们在货仓转了半个时辰，还特意问起咱们上个月从香港进口的那批‘缝纫机’。”
茶盏在林默涵手中微微一顿。
缝纫机。那是上个月从香港转运来的发报机零件代号。货单上写的是“胜家牌缝纫机二十台”，实际木箱夹层里藏着真空管和变压器。交接时用了三重掩护：先是货轮在公海换船旗，再由香港贸易公司的“内线”更改报关单，最后在高雄港用双倍贿赂打通关节。整个过程本应天衣无缝。
“他们查到什么了？”林默涵的语气依然平静，但握茶盏的手指关节已经泛白。
“没查到。我按您的吩咐，提前把三台真缝纫机放在最外面，开箱时故意让报关员看到。他们抽查了第四箱，还是真货。”阿水顿了顿，“但陈科长走的时候说，明天还要来查账。”
“查账……”林默涵终于转过身，将茶盏轻轻放在窗台。月光照在他金丝眼镜的镜片上，反射出两片冷光。“你通知账房老吴，今晚把去年到今年的所有账目再核对一遍，特别留意那些和军方有关的交易。”
“是。”阿水犹豫了一下，“沈先生，还有件事……码头的老刘说，最近总有些生面孔在仓库区转悠，不像苦力，倒像是……”
“倒像是什么？”
“倒像是吃官家饭的。”
房间里静了下来。远处传来货轮的汽笛声，沉闷悠长，像某种不祥的预兆。林默涵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本蓝色封皮的账册。翻开内页，密密麻麻的数字间，藏着只有他才能看懂的密码。
“阿水，你跟我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沈先生。”
“记得我招你那天说的话吗？”
阿水挺直了背：“记得。您说，做生意和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守规矩。不该问的不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记的不记。”
“你现在还想跟着我干吗？”
年轻人沉默了。窗外飘来鱼市的味道，混合着柴油和海藻的腥气。高雄港的夜晚从来不是安静的，货轮装卸的轰鸣，苦力号子，妓女的调笑，警笛偶尔划过夜空——这一切构成了1953年台湾南部港口城市的背景音。但在这些声音之下，还有另一种更隐秘的声响：皮鞋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手铐碰撞的金属声，以及无声的消失。
“我娘说，我爹是1947年‘二二八’时没的。”阿水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那些当兵的闯进家里，说我爹藏了‘匪谍’。他们搜了一整天，最后在米缸里找到一本《三民主义》……就凭这个，把我爹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林默涵静静听着。窗外，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
“我娘哭瞎了一只眼。我十六岁就到码头扛包，扛了四年，那些工头克扣工钱，生病了就把你踢开。直到沈先生您雇了我，给我双倍工钱，还让我娘去看医生。”阿水抬起头，眼眶发红，“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谁是好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林默涵合上账册，走到阿水面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这个动作让阿水愣住了——在他印象中，这位总是温文儒雅却又带着疏离感的沈先生，从未有过如此亲近的举动。
“明天早上，你去银行取一笔款子，送到你家里。然后带你娘去台南住一阵子，就说……就说是我派你去看那边的分号。”
“沈先生？”
“听话。”林默涵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台南的林记绸缎庄，掌柜姓王，是我故交。你拿这个去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