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高雄的暑气还黏在空气里，像一层洗不掉的油汗。
墨海贸易行的二楼办公室里，老式吊扇不紧不慢地转动，扇叶的影子在深色地板上投出交错的弧线。林默涵——此刻的沈墨——坐在办公桌后，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天光。他手里拿着一份海关清关单，目光却落在单子边缘用铅笔轻轻标记的三个点上。
三个点，等距排列，像省略号，又像某种信号。
这是“老渔夫”的警示标记，意思是“有尾巴，小心行事”。
林默涵放下清关单，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高雄港的繁忙景象，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从货轮上吊起一捆捆甘蔗，空气中飘着糖厂特有的甜腻气味。码头上人来人往，有搬运工赤着上身扛货，有商人打着洋伞谈生意，还有几个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鸭舌帽的人，看似随意地站着，但他们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扫向贸易行的方向。
军情局的人。或者说，魏正宏的人。
林默涵数了数，四个。其中一个蹲在对面茶摊喝茶，但茶碗端了二十分钟还没放下；另一个假装看报纸，报纸却是倒着的；剩下两个在码头边抽烟，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掉。
生手。林默涵在心里下了判断。如果是老手，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但生手有生手的麻烦——他们急于表现，反而更可能做出不计后果的事。
“沈先生。”陈明月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旗袍，头发在脑后松松挽了个髻，插着一支普通的铜簪——但簪头的梅花纹样，是特制的，旋开簪身，里面能藏一卷微缩胶卷。
“明月，”林默涵接过茶，用杯盖轻轻撇了撇浮沫，“楼下那几个客人，来了多久了？”
“快半小时了。”陈明月走到窗边，顺着他的视线往下看，神色如常，“说是海关新来的稽查员，来查上个月的糖浆出口手续。但阿福说，他们连单据都没认真看，就在仓库里转悠。”
阿福是贸易行的伙计，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嘴巴也甜。更重要的是，他是“自己人”——三个月前，林默涵在码头救了他被人追债的老父亲，小伙子就死心塌地跟着他了。虽然不知道老板的真实身份，但能感觉到老板做的事不一般，也就格外上心。
“让他们查。”林默涵喝了口茶，铁观音的香气在舌尖散开，稍稍驱散了心里的燥意，“手续都齐全，仓库里也干净。你去陪着，态度热情点，但别太主动。”
“明白。”陈明月点头，正要离开，又停下脚步，声音低了些，“老赵那边……有消息吗？”
老赵是高雄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是林默涵在台湾的直线上级。上周突然失联，按计划该交接的“台风计划”初步部署图，迟迟没有送来。
林默涵摇头：“没有。你下午去一趟爱河边的裁缝铺，看看老赵订做的那件长衫好了没有。如果好了，就把衣裳取回来，说沈先生很满意，尾款已经付清了。”
这是暗语。长衫代表情报，取衣裳代表接应，尾款付清代表情况紧急，需要立刻行动。
陈明月会意，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发髻上的铜簪。这个动作很细微，但林默涵注意到了——每当紧张时，她就会做这个小动作。
“别担心，”他说，声音很平静，“就算老赵出事，我们也有备用方案。”
“我知道。”陈明月抬起头，看着他。窗外的光落在她脸上，让她的眼睛显得格外明亮，“我只是……有点想家了。”
这个“家”，指的不是高雄盐埕区的这间公寓，也不是他们在福建晋江那个虚构的祖宅。而是海峡对岸，那个她只在梦里见过的地方。
林默涵没有说话。他知道陈明月的丈夫三年前牺牲在上海，她带着三岁的儿子来到台湾，以“沈太太”的身份做掩护。每次夜深人静，他都能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哭声，还有她低声哼唱的摇篮曲——那是她儿子最喜欢的歌。
“会回去的。”他终于说，语气笃定，“总有一天。”
陈明月笑了笑，那笑容很淡，但很真实。她转身离开，高跟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某种节奏分明的密码。
林默涵重新坐回办公桌后。他拉开右手边的抽屉，里面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书很旧了，封面磨损，书页泛黄。他翻开，停在一页：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