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后来天亮了。”买家峻拈起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嚼了嚼。潮了的花生米不脆了，咬下去像咬一小块放久了的年糕，但味道还在，咸的，香的，带着一丁点油哈味。“天亮了以后，我去找了那个兄弟。我跟他说，你自己去，还是我陪你去。”
韦伯仁沉默了很长时间。
月亮从云层后面出来了。月光透过窗户，在茶几上画了一道清晰的光斑，把那碟花生米照得粒粒分明。飞蛾还在路灯下扑腾，翅膀扇动的声音隔着窗户传进来，细碎而固执，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反复撕着一封信。
“那份检测报告。”韦伯仁终于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磨过木板，“在803房的保险柜里。密码是解迎宾的生日，但他每个季度换一次。这一季的密码，我不知道。”
“那你今晚去803房，是为了什么？”
韦伯仁把手伸进西装内袋，掏出一把钥匙。铜的，拴着一根红色的尼龙绳，绳子的断口是新的，像刚从什么地方扯下来的。
“保险柜的备用钥匙。”他把钥匙放在茶几上，放在那碟花生米旁边，“解迎宾喝了酒，孙局也喝了。姓周的那个女人把孙局灌得差不多了，解迎宾出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里间。保险柜的钥匙通常有两把，一把在他身上，一把备用的——”
“藏在衣柜顶上的鞋盒里。”
韦伯仁猛地抬头。
“花絮倩告诉你的？”
“我猜的。”买家峻拿起那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很轻，轻得像一根羽毛。但这把轻飘飘的钥匙，能打开的东西却重得足以压垮好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把最重要的东西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衣柜顶上，米缸底下，抽水马桶的水箱里。藏得太精心了，反而说明你在乎。真正不在乎的人，东西就扔在桌上。”
“像你。”韦伯仁忽然说。
“什么？”
“你的门。不锁。”
买家峻看了他一眼。这一眼不長，也不短，恰好夠韋伯仁在那道目光里看見自己的倒影——不是月光下那個頭髮凌亂、領帶歪斜的狼狽模樣，而是更早以前的，十五年前，剛進機關時那個把襯衫釦子扣到最上面一顆、皮鞋擦得能照見人影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還不知道什麼叫站隊，什麼叫投名狀，什麼叫“你下不了船了”。他只知道把領導交代的每一件事做好，把每一個標點符號校對清楚，把每一份文件歸檔整齊。他那時候的鞋底是乾淨的，因為他只在辦公室和宿舍之間往返，沒有去過雲頂閣，沒有進過803房，沒有接過解迎賓遞來的酒杯。
韋伯仁的眼眶突然紅了。
不是那種嚎啕大哭的紅，是那種拼命忍著、忍到眼球都發澀了、卻還是不肯讓它掉下來的紅。他低下頭，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捏得很用力，指節都發白了。
“一百二十萬。”他又把這個數字念了一遍，這次聲音不一樣了，像一個人在黑暗裡把自己的口袋翻了個底朝天，翻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是借來的，“第一筆是八萬。三年前。我兒子查出來心臟有問題，手術費差八萬。解迎賓不知道從哪兒知道的，讓人送到我辦公室，用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寫著‘資料’。我打開一看，八萬塊錢。新鈔，連號。”
“你收了。”
“我收了。”韋伯仁把手放下來，眼睛裡那層水光已經被他硬生生逼了回去，只剩下一片乾澀的紅，“然後就沒有回頭路了。第二筆是過年，十萬，說是年終慰問。第三筆是生日，五萬。一筆一筆，像鈍刀子割肉，等你覺得疼的時候，已經被割得差不多了。”
買家峻沒有說話。他把那把鑰匙從茶几上拿起來，握在手心裡。銅鑰匙被韋伯仁的體溫暖過，還殘留著一點溫度，正在慢慢變涼。
“你今天晚上把這把鑰匙給我，”他說，“是想讓我幫你？”
“不是。”
“那是什麼？”
韋伯仁抬起頭。月光正好照在他臉上，把他那張被十五年機關生涯打磨得光滑圓潤的臉照得稜角分明，像一塊被水流沖刷了太久的石頭忽然裂開了一道新口子，露出裡面粗糲的斷面。
“我想讓你替我去。”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