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了三年。”他说，“不是为了做不到。”
苏砚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一下。很轻，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被水流推着滚了半圈。
“我父亲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他说，砚砚，做生意跟做人一样，最重要的不是赢，是输得起。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
“懂了什么？”
“他不是在教我输。他是在教我，当你把所有退路都堵死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站得住。”
窗外的天色开始变了。不是亮，是黑到最深处之后，开始往灰里走。东边的天际线上浮现出一层极淡极淡的蟹壳青，像有人在黑布上用清水画了一笔。城市的轮廓从黑暗中慢慢浮现出来——高楼的尖顶、电视塔的钢架、远处江面上大桥的拉索。
“天快亮了。”陆时衍说。
苏砚站起来，走到窗边。她把窗帘完全拉开，让那层蟹壳青的光透进来。光落在她脸上，把她一夜没睡的倦容照得很清楚——眼下的青影，嘴角细小的干纹，额头上被压出来的红印。但她站在那里的样子，像一棵在悬崖边上长了很多年的树。风吹过，摇一摇，根还扎在石缝里。
“陆时衍，你过来看。”
他走到她身边。
从这扇窗看出去，能看见大半个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在晨光里呈现出深深浅浅的灰色，像一幅还没上色的水墨画。远处的江面泛着铅灰色的光，有几艘运沙的船已经在动了，拖着长长的尾迹，慢吞吞地往下游走。
“你看那些船。”苏砚说，“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嗯。”
“我以前觉得，我父亲就像那些船。天不亮就出发，装最重的货，走最慢的路。最后沉在水里，连声响都没有。”她的声音顿了一下，“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现在怎么想？”
“现在我觉得，他不是沉了。他是把船里的货卸完了，轻装上阵，去了更远的地方。”
陆时衍侧过头看她。晨光从窗外涌进来，把她的侧脸镀上一层极淡的金色。她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光。
“我也不会沉。”她说，“他的账，我来算。我自己的账，也由我来算。”
陆时衍把手插在裤兜里，跟她并肩站在窗前。两个人就这样看着天亮起来。看着蟹壳青变成鱼肚白，鱼肚白变成淡金色，淡金色变成满天满地的光。楼下开始有声音了——环卫工的扫帚划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早餐摊的油锅滋啦声，第一班公交车的发动机轰鸣声。
“今天有什么安排？”苏砚问。
“上午去律所。薛紫英说她找到了韩则鸣和导师的资金往来记录。”
“你信她？”
“信。”陆时衍说，“她欠我的。也欠她自己的。”
苏砚点点头。她走回桌边，把笔记本电脑合上。屏幕上那张时间轴图表最后一闪，暗了下去。她把电脑塞进包里，又从包里拿出一管口红。对着手机屏幕仔仔细细地涂了。正红色，涂得很满，边界清晰锐利，像战旗。
“走吧。”
“去哪儿？”
“去你的律所。我要见薛紫英。”
陆时衍看着她。
“有些账，得当面算。”苏砚把口红的盖子咔嗒一声扣上，“算完了，才能翻篇。”
陆时衍拿起车钥匙。走到门口的时候，苏砚忽然叫住他。
“陆时衍。”
他回头。她站在客厅中央，晨光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整个人笼在一片暖金色的光里。她的脸上没有笑，但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温柔，不是坚定，是一种比这两样都更深的——认了。
“谢谢你。”她说，“陪我坐了一夜。”
陆时衍看了她三秒钟。然后他走回来，把她落在椅背上的外套拿起来，抖了抖，披在她肩上。
“走吧。”他说。
门关上了。
公寓里重新安静下来。桌上的台灯还亮着，在越来越亮的晨光里，那团暖黄色的光域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不显眼。像一颗星星在白天里隐去了形状。但灯是亮着的。
楼下的车发动了。
一辆深灰色的轿车驶出小区大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里。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握着方向盘，目光看着前方的路。一个坐在副驾驶，侧脸对着窗外流逝的街景。
他们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手，放在中间的扶手箱上。他的手覆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指，轻轻回握着他的。窗外是这座正在醒来的城市。街边的早餐摊冒着白汽，上班的人群从地铁口涌出来，骑自行车的学生按着铃铛从非机动车道上穿过。这座城市有八百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要算，有自己的夜要熬，有自己的天亮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