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七年三千公里、数百封未寄出的信、一枚在地下十七米藏了三年的硬盘。
她看见陆时衍。
他站在门外。
穿一件半旧的深灰大衣，没有系围巾。
是她七年前给他买的那条。
他没有挥手。
没有喊她的名字。
没有做任何她曾经在梦里设想过千百次的、重逢时该做的事。
他只是站在那里。
看着她。
隔着玻璃。
隔着七年。
隔着那句从未说出口、今夜终于不必说的“再见”。
薛紫英的唇角动了一下。
不是笑。
是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被法官问“原告代理人，你还有什么要陈述的吗”时，喉头滚过万语千言、最后只说出“没有了”的那一刻——
嘴角不受控制牵起的、比哭还轻的弧度。
她接过登机牌。
向柜台后的地勤点了点头。
转身。
走向安检口。
她没有回头。
陆时衍站在门外。
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检通道的尽头。
感应玻璃门开了一次。
又合上。
他转身。
走向停车场。
十点四十分。
苏砚坐在驾驶座，没有熄火。
陆时衍拉开车门，坐进来。
“走了。”他说。
苏砚没有问“追了吗”。
她只是挂挡，松手刹。
后视镜里，机场航站楼的灯火越来越远。
仪表台上，那枚硬盘还贴着挡风玻璃。
荧光标签在夜色里亮着。
20241109。
十年后，薛紫英从布鲁塞尔寄回一张明信片。
没有落款，没有地址，没有除了收件人以外的任何字迹。
明信片正面是布鲁塞尔大广场的夜景。
背面只有一行字：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陆时衍把它放进书桌第二个抽屉。
和七年前那枚硬盘放在一起。
硬盘侧面的透明胶带已经泛黄。
他没有换。
（第0220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