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口号，没有喧哗。
这是一种无声的仪式。
他们不是在捐款，他们是在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
向一个牺牲的英雄，一个普通的战友，致以最高的敬意。
六百二十块钱。
这个数字，像一根烙铁，烫在钢铁先锋营每一个活下来的人心上。
它代表的，是一个英雄对家庭沉甸甸的责任，是一个国家对它最忠诚的儿子无言的亏欠。
祁连山站在一处高地上，看着这一切。
他没有阻止。
风吹过，把那份被揉皱的报纸吹到他脚边。
他弯腰捡起，展开。
那篇署名为“军报特约记者”的文章，写得很好。
好到让他觉得恶心。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他刚刚结痂的伤口，把里面的血肉翻出来，展示给所有人看。
他当然清楚，这是政治宣传的需要。
他甚至能猜到，这背后一定有他父亲的影子。
那个坐在京城指挥部里的男人，总是能用最冷酷的手段，达到最宏大的目的。
他把梁三喜的死，从一个营的伤痛，变成了一支军队的记忆。
他把一个人的牺牲，锻造成了所有人的军魂。
高明，且残忍。
赵蒙生就坐在祁连山不远处的一块弹药箱上。
他没有去看那份报纸，也没有参与那场无声的募捐。
他只是在擦枪。
一遍，一遍，又一遍。
那支五六式冲锋枪的每一个零件，都被他拆开，用枪油擦得锃亮，再重新组合。
他的动作机械，专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曾经那个会在炮火中瑟瑟发抖，会因为看到尸体而呕吐的知识青年，已经彻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