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正是游园高峰，入口处还在源源不断进人，收票员的嗓子都喊哑了，可他总觉得那抹红色像团火，烧得他心里发慌。
直到转过大象馆的拐角，人群突然密集起来——
大象馆刚用市园林局拨的2万元翻新完，加了“骑大象拍照”项目，1块钱一次，每次1分钟，光上午就排了50多个人，
收入全用来给大象买饲料（大象每天要吃10斤玉米、5斤蔬菜，成本15元）。
趁着人群遮挡，那道目光才终于消失在攒动的人头里。
阳光透过动物园里的老槐树枝桠，在水泥路上洒下细碎的光斑，孩子们的笑声、动物的嘶吼声依旧裹着暖意，可林凡的心头却蒙了一层冷意。
那个拎着米白色人造革手提包的女人，像个突兀的音符，打乱了这难得的温馨——
1993年的家庭大多重视孩子，据市妇联《1993年家庭亲子调查》，随机走访的2000户家庭中，85%的家长认为“周末带娃逛动物园是顶幸福的事”，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那会儿还没实行双休（1995年才开始），一周只有一天休息，能陪孩子的时间本就少。可那女人既不看动物，也不跟人说话，只盯着孩子看，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想起前阵子《小城晚报》上登的新闻：
邻市临江市3月份有个3岁孩子在人民公园被陌生人带走，家长找了3天，最后在火车站的候车厅里找到，人贩子是个外来务工人员，被判了5年——
1993年这类新闻虽不多见，一年全市也就1-2起，可一旦发生，就足以让整个小城的家长提心吊胆好一阵子。
她到底是谁？一次在小区门口，一次在动物园，两次都围着笑笑打转，是真的偶然，还是别有用心？
林凡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儿，感受到她均匀的呼吸和温热的体温，手指不自觉地收紧——笑笑的小手里还攥着吃剩的棉花糖棍，糖渣沾在指缝里，像星星点点的白霜。
那棉花糖是用白砂糖做的，每斤白砂糖1.8元，一个棉花糖只用2钱糖，成本不到4分，卖5毛钱，利润翻了12倍，可家长们还是愿意买给孩子尝鲜。
无论如何，他绝不能让女儿受半点威胁，哪怕只是一点可疑的苗头。
傍晚离开动物园时，门口公告栏上贴着“1993年五一新增熊猫馆”的红色通知，用毛笔写的大字格外醒目——
熊猫是国宝，这对熊猫是从成都动物园借调的，名字叫“团团”“圆圆”，借调费用每年5万元，市园林局为了筹钱，把门票从成人5毛、儿童2毛，涨到了成人8毛、
儿童3毛，3月份登报后，3-4月的游园人数就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不少家庭就是冲熊猫来的。林凡推着家里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让笑笑趴在自己背上——
这辆自行车是1988年他结婚时买的，花了180元，相当于当时他1个半月的工资，现在车架上还留着当时贴的“囍”字残胶，红色的贴纸只剩边角，
车铃1991年被撞坏后就没修，修要5块钱，他觉得没必要，每次骑车都靠喊“借过”提醒路人。
回家的路上，街道两旁的国营商店挂着“换季大甩卖”的横幅，白底红字格外显眼——
1993年市场经济刚起步，个体户像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全市个体户数量比1992年增长了40%，多集中在服装、小吃领域。
国营商店开始面临竞争，“大甩卖”成了常见的促销手段，比如“东方红百货”里的毛衣，1992年的库存原价50元，现在打8折卖40元，可个体户的毛衣才卖35元，
款式还更时髦，不少路人站在店门口犹豫半天，还是转身去了个体户的摊位。
自行车流里不时传来叮铃铃的车铃声，偶尔能看到几辆“桑塔纳”轿车驶过——
1993年小城私人轿车只有86辆，多是单位用车，比如政府、国营厂的，一辆桑塔纳要18万元，是普通职工10年的工资，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笑笑在他背上睡着了，嘴角还沾着棉花糖的甜渍，小眉头轻轻皱着，像在做什么美梦，大概是梦到孔雀开屏了。
可林凡的眼神却比来时凝重了许多——
他摸了摸口袋里居委会发的联防联系卡，卡片是硬纸片做的，尺寸5cm×8cm，上面印着派出所的7位电话号码
（1993年小城电话还没升8位，全市固定电话普及率仅15%，多数家庭还没装电话），还有3个联防队员的名字和住址。
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就去派出所问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在小区附近转悠，顺便把张婶看到的情况也说说。
派出所8点上班，他打算提前半小时去，正好赶上民警交接班，能说得详细些，还能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家长反映类似情况。
这1993年的春天虽暖，街头巷尾都能看到“改革开放促发展”的红色标语，国营厂门口贴了“转制试点”的通知（比如“红星机械厂”，
4月开始把3个车间承包给个人，工人工资从固定月薪改成计件，多劳多得），街边多了几家个体户开的小吃摊（卖馄饨、油条，一碗馄饨5毛钱，10个，能吃饱），
可越是变化快，人们越在意家里的安稳，尤其是孩子的安全。
动物园的欢乐之旅，在父女俩心里留下了温暖的记忆——
笑笑回来的路上还迷迷糊糊地说“下次要带妈妈来看孔雀”，可那抹红色身影，却像个带着问号的休止符，提醒着林凡：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年代，要更小心地守护这份简单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