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法家从未消亡过，无论汉隋唐、宋元明清，代代皆是如此。
只不过后世君王汲取了秦朝「专任刑法」而速亡的教训，不再把「法」摆到台面上耀武扬威了，而是让它藏在儒袍底下，成了治国的一副「隐形骨架」。
可这「独尊儒术」的旗号，终究是从根子上禁锢了思想。
即便官员们在实务中不得不用「法」，可主导他们言行的思想核心，依旧是儒家那套既定的框架。
杨灿今日便是要借著这场雅集，亲手撕开这层伪装，掀开那袍子，露出那不可示人之物。
他心里清楚：若不是崔临照这位天下名士在此，今日这场文会不过是陇上文人的一场小打小闹。
即便此番言论传扬出去，也只会被中原硕儒付之一笑，连批判的兴致都欠奉。
可有崔临照背书，今日这番话便如同长了翅膀，必然能传遍天下，引动学界的惊涛骇浪。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如今儒术尚未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只要思想声潮足够大，那些身居高位、实则行法家之实的人，便能借著这股势头撕下儒袍，公然站到推崇法家的阵营里来。
国家运作模式或许不会因此立刻大变，但至少能撼动「独尊儒术」的根基，让思想的闸门多打开一道缝隙。
法家只讲规矩行事，可比儒家那套深入骨髓的思想束缚，要自由得多。
灿静立片刻，给众人留足消化的时间。
汉朝「外儒内法」的例证俯拾即是，无需他逐一列举。
更何况如今儒术尚未僵化，即便推崇儒学的人，也还没有变成食古不化的腐儒。
便是科考只考儒家典籍的明清，尚有学者跳出桎梏，何况此刻？
他自己本就厌恶儒家一家独大的格局，如今既无门路挤入儒家圈子，索性另辟蹊径。
趁著儒术尚未成教、尚未只手遮天，喊出自己的声音，把诸子百家的传人，乃至儒家内部的有识之士，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见堂内无人起身反驳，杨灿才继续开口，脚步轻缓走下堂前石阶。
从居高临下的论辩者，变成与众人并肩而立的谈者，这细微的姿态变化，悄然消解了方才剑拔弩张的对立感。
「儒家有用么？当然有用。」
他先肯定一句，话锋随即一转：「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丹，治理天下，断不能只靠一门儒术。」
「孔子言仁者爱人」，孟子曰民为贵」，这些圣贤道理字字珠玑。可是光有道理不够啊。
他们这些先贤把道理告诉我们了，那我们要怎么去爱人，怎么民为贵呢？
靠我们坐在这儿，吃著珍馐美味，穿著锦衣华服，上嘴唇一碰下嘴皮，就这么说出来么？
如果百姓肚子都填不饱，谈何礼义？身家性命都不保，论何教化？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百姓们最缺的，不是之乎者也」的教诲，是能果腹的粮食，是能御羌胡的刀枪，是能免于苛税的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