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盛夏，蝉鸣聒噪，紫禁城的重重殿宇笼罩在一片灼人的暑气之中。
然而，比这天气更灼人的，是朝野上下对那部《大礼集议》编纂进展的关注。
无数双眼睛，或明或暗，都盯着翰林院里那个埋首故纸堆的年轻身影。
张璁方面，在拿到苏惟瑾“请教”的大纲后，
虽暂时按下了激烈对抗的念头，
但暗中监视的小动作从未停止，就等着抓他的错处。
夏言等清流，则冷眼旁观，想看看这“滑不溜手”的苏侍读，最终会端出一盘什么菜。
而郭勋那边，因着板车代理权的合作，似乎也多了几分“关切”。
身处漩涡中心的苏惟瑾，却仿佛进入了物我两忘之境。
他谢绝了一切不必要的应酬，每日里不是泡在翰林院的档案库中，
查阅历朝礼制典籍、皇帝诏书，便是回到苏府书房，对着满桌文稿勾画涂抹。
超频大脑全力运转，但这一次，并非用于惊世骇俗的创新，而是进行着精密的“裁剪”与“缝合”。
他将嘉靖帝登基以来，所有关于“大礼议”的御制诗文、朱批谕旨，
乃至在某些重要场合看似随口的论断，
都一一摘录出来，按照时间顺序和内在逻辑，精心编排。
对于张璁等人早期的奏疏，
他果然如之前对张璁承诺的那般，
择其“精华”，尤其是那些论证“继统不继嗣”、“孝道乃人情之本”的核心段落，
巧妙地嵌入到皇帝论述的阐释部分，
作为“臣工卓见，深合圣心”的佐证。
既给了张璁面子，又将其理论牢牢框定在“阐释圣意”的范围内，使其失去了独立的攻击性。
在具体的义理阐发上，他更是字斟句酌。
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嘉靖帝尊崇本生父的核心意志，
又要在儒家礼法的大框架内，
寻找能够自圆其说、不至于让天下士人觉得过于刺眼的表述。
他引经据典，将嘉靖帝的行为与古代“圣王”的“孝治”联系在一起，
强调其“缘情制礼”、“德配天地”的正当性。
文笔更是精炼老到，骈散结合，既庄重典雅，又不失流畅可读。
这期间，他也并非完全闭门造车。
偶尔与徐阶等务实派清流交流时，
他会“不经意”地提及编纂中遇到的某些“技术性”难题，
如某条史料的理解，某个典故的运用，
绝口不谈立场是非，只做学问探讨。
这种纯粹学术的态度，反而让徐阶等人觉得他心思纯粹，
是个做学问的材料，无形中减少了几分敌意。
而关于西北军费、江南漕运的议论，
在沈香君有意的推动下，也持续在士林中发酵，
或多或少分散了一些聚焦在《大礼集议》上的压力。
就在这种外松内紧的氛围中，
苏惟瑾以惊人的效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大礼集议》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