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在绣坊的第三个月，沪上已经入了深秋。
梧桐叶子落了一地，每天早上伙计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拿大扫帚把门口的落叶扫到路边。贝贝蹲在绣架前，手里捏着一根劈得极细的丝线，对着光比对色号。她的手指已经不像刚来沪上时那样粗糙了——绣坊的活计虽然熬人，但老板娘不许学徒的手上有倒刺，说勾坏了绸子要赔的。于是她学会了用温水泡手，用凡士林抹指腹，把指甲剪得圆润整齐。三个月前她还在水乡划船撒网，手上全是桨磨出来的硬茧；如今这双手放在绸缎上，已经分不出和城里姑娘有什么两样。
可她知道不一样。她的手比她们稳，比她们快，比她们狠。老板娘秦三娘说她是“天生吃这碗饭的”——别人学三个月的针法，她三个星期就能上手；别人描花样要打底稿，她只看一眼就能直接下针。秦三娘不知道的是，贝贝从六岁起就跟养母学刺绣，渔村的女人绣的是被面、枕套、小孩的肚兜，花样土气，但针脚要密、线头要藏、洗几十遍不能脱线。那些活计养不出艺术家的气质，但养出了一个绣娘最要紧的本事——手上有数，心里有准。
“阿贝，你过来看看这个。”秦三娘在里间喊她。
贝贝放下丝线，掀开门帘走进去。秦三娘坐在八仙桌前，面前摊着一张图纸，上面画着一件旗袍的纹样。那纹样繁复得吓人——领口是缠枝莲，袖口是如意云头，下摆是一整幅的“百鸟朝凤”，每一只鸟的羽毛都画得根根分明。图纸右下角盖着一个朱红色的印章，贝贝认得那个章——“云裳馆”。那是沪上最有名的旗袍店，专做名媛贵妇的生意，一件旗袍的工钱抵得上绣坊一个月的进项。
“云裳馆的张老板昨天来找我。”秦三娘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压着的，但嘴角的弧度出卖了她，“他说有个客人定了一件旗袍，点名要苏绣的百鸟朝凤。工期三个月，他找了三家绣坊都不敢接。问咱们敢不敢。”
贝贝低头看图纸，看了很久。秦三娘以为她在评估难度，其实她是在数鸟——图纸上画了一百零七只。少一只。她从小跟着养父在芦苇荡里看鸟，什么白鹭、翠鸟、鸬鹚，她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图纸上少画了一只，大概是画师偷懒，觉得没人会数。
“敢。”她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让我去见那个客人。”
秦三娘愣了一下。在绣坊这行，绣娘是藏在后面的人。客人看到的永远是成品，不会有人关心是谁绣的、绣了多久、手指被针扎了多少回。这是规矩，也是阶层。贝贝来沪上三个月，已经懂了这些规矩，但她还是提了这个要求。因为她心里清楚，能在云裳馆定做百鸟朝凤的人，绝不会是普通人。她要找的人——那个跟她长着同一张脸、戴着另一半玉佩的人——可能就在这沪上的某扇大门后面。而每一扇大门，都需要一个敲门的理由。
秦三娘看着她的脸，犹豫了半晌，终于点了头。她不知道贝贝的来历，但她知道这个姑娘不是普通绣娘——能在水乡码头捡回一条命、揣着半块玉只身闯沪上的人，骨子里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种东西，秦三娘在生意场上见过，叫“赌性”。
三天后，贝贝跟着秦三娘去了云裳馆。
云裳馆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两层小洋楼，橱窗里陈列着三件旗袍，每一件都标着天价。贝贝穿着她最好的一件衣服——一件月白色的倒大袖袄裙，是自己扯了布做的，领口绣了一小枝桂花——跟在秦三娘身后，拎着一个布包袱，包袱里装着她的绣样。进门的时候，穿西装的门童多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微妙的犹疑，像是在判断她到底是客人还是送货的。
客人已经在二楼等着了。张老板引她们上楼的时候，贝贝注意到楼梯转角处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腰间鼓鼓的，像是别了东西。她的脚步顿了一瞬，然后继续往上走，心跳却已经快了两拍。她在水乡见过这种架势——那是保镖。能在法租界带保镖的人，非富即贵。而“贵”这个字，在沪上往往意味着另一种身份——军政界的人。
二楼会客室的门是半掩着的。
贝贝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来一个笑声。那笑声很轻，很短，带着一种养尊处优的漫不经心。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的，说话像在哄人：“你喜欢就好。这件做出来，正好赶上下个月的慈善晚宴。”
秦三娘敲了敲门框，推门进去。贝贝跟在她身后，一抬头，看见了一个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花茶，正低头闻茶香。那女人的侧脸，跟她一模一样。一样的眉眼，一样的鼻梁，一样的下颌弧度，连笑起来嘴角翘起的角度都分毫不差。唯一的区别是穿着——那女人穿了一件织锦缎的旗袍，领口别了一枚翡翠胸针，头发烫成精致的波浪卷，耳垂上两颗珍珠随着她转头的动作轻轻晃动。
贝贝感觉自己像是被人迎面泼了一盆冷水，从头皮凉到脚后跟。她想过很多次找到玉佩另一半的场景——也许在某个绣品展上，也许在某个大户人家的后院里，也许在某个她永远不会踏足的高楼大厦里——但她从没想过会是这样的：她穿着自己做的布衣裳，拎着装绣样的旧包袱，站在一个和她长着同一张脸的女人面前，中间隔着一条比长江还宽的分界线。那条分界线不是血缘，是命运。是一个人被抱走了，一个人被留下了。
莹莹也看到了她。
茶杯停在半空中，莹莹的手指僵住了。她看着门口站着的这个姑娘——穿着月白色的倒大袖，头发只编了一条辫子，素面朝天，皮肤是晒过太阳之后那种健康的麦色。那张脸，她每天在镜子里都能看到。但此刻它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带着完全不同的神情——不是柔弱，不是温顺，而是一种被生活磨出来之后反而更亮的倔强。
花茶从杯子里晃出来两滴，落在织锦缎的旗袍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圆点。莹莹没有低头去看。她只是盯着贝贝，嘴唇动了动，想说一句体面的话，却发现自己嗓子眼里堵了太多东西，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是齐啸云。他察觉到莹莹的异常，顺着她的目光回过头，看见门口站着的姑娘，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不是厌恶，是困惑。他在记忆里快速搜索了一遍——这个人他见过吗？答案是没见过。但那种熟悉感挥之不去，像一首忘了歌词却记得旋律的老歌。
“这位是？”齐啸云站起来，目光从贝贝身上扫到秦三娘，又扫回来。他的目光很礼貌，但贝贝感受到了一种被掂量的感觉。这个人在打量她，不是那种轻浮的打量，是商人看陌生人时的本能——你是谁，你有什么，你能给我什么。
秦三娘赶紧上前一步介绍：“齐先生，这位是我们绣坊的阿贝姑娘，就是她来负责百鸟朝凤的刺绣。阿贝是我们店里手艺最好的——”她说了一半，发现齐啸云根本没在听。他的目光还停在贝贝脸上。
“阿贝？”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这名字——不太像沪上本地的。”
贝贝迎上他的目光。“我是江南人。”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水乡来的。”
“水乡哪里？”
“一个小地方，齐先生不会知道的。”
齐啸云没有追问。但他注意到了这姑娘回话的方式——不卑不亢，既不讨好也不退缩。这种态度出现在一个绣娘身上，不太寻常。他在生意场上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知道一个人说话的习惯藏着他走过的路。这个阿贝，走过的一定不是普通的路。
莹莹终于放下茶杯，站了起来。她走到贝贝面前，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近到能看清彼此眼睛里倒映的自己。莹莹伸手想去碰贝贝的脸，手指抬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像是怕碰碎什么东西。她的目光往下移，落在贝贝的领口——那里隐约露出一小截红绳。
“你脖子上戴的，”莹莹的声音轻得几乎是在耳语，“能让我看一眼吗？”
贝贝没有动。她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但她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快，快到她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她的手指慢慢伸进领口，扯出那根红绳，绳子上拴着半块玉佩。玉佩是上好的和田玉，温润如脂，断口处是不规则的锯齿状，像被掰断的半块饼干。
莹莹也把自己的从领口拽了出来。
两块玉佩凑在一起的时候，满屋子都安静了。秦三娘张着嘴，张老板忘了手里还夹着一根没点着的雪茄，齐啸云站在沙发旁边，一动不动。两块玉佩的断口严丝合缝地对在一起，锯齿状的裂缝像牙齿一样咬合，拼成一只完整的凤凰。凤首朝左，凤尾向右，双翅展开，羽毛的纹路在两块玉上贯通无阻。这不是巧合，这是同一块玉被从中间掰断了，断得决绝，合得也决绝。
“你是——”莹莹的声音在发抖，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她的手指紧紧攥着茶杯，指节泛白，“你是谁？”
贝贝看着她。看着这个跟自己长着一模一样的脸、穿着旗袍烫着卷发、坐在霞飞路小洋楼里喝花茶的姑娘。她忽然觉得眼眶一酸，但她硬是把那股酸意咽了回去。她这辈子最恨哭。在渔村被欺负了不哭，养父被打伤了她不哭，一个人坐了三天的船来沪上也不哭。今天更不能哭。
“我叫阿贝。”她说，“我娘说，捡到我的时候，我怀里就揣着这块玉。”
莹莹下意识抓住了贝贝的手腕。那只手是温热的，甚至有些烫。她的手指触碰到贝贝手背上那些细小的针眼时，颤了一下，像是被针扎到的人是她自己。她张了张嘴，一个字卡在喉咙里，半天才挤出声音来，那声音听着轻轻柔柔的，却像钝刀子割肉，每个字都带着叫人心里发颤的重量。
“你是我姐姐。你是我——”她卡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那个词，她活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用过。她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女，是莫家唯一的千金小姐。虽然莫家已经败了，虽然她和母亲挤在贫民窟里过了十几年，但“唯一”这个词，是她所有骄傲的根基。现在这个根基，被一个和自己长着同一张脸的姑娘，用半块玉佩，轻轻一碰，碎了。
齐啸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他什么都明白了。为什么这个阿贝和莹莹长得那么像，为什么她身上带着半块和莹莹一模一样的玉，为什么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觉得眼熟——她不是像莹莹，她就是莹莹的另一半。他想起很多年前翻过的那份莫家旧案的卷宗。莫隆双胞胎女儿，一个留在莫家，一个不知所踪。那个不知所踪的女婴，原来长成了眼前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