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要打得疼，压要压得死”。
陛下当时这般写道：“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刀，既能斩建奴，也能斩不驯的草原人。”
第二步，是政治分化与盟旗制度，将草原的“整块骨头”拆成细碎的“肉末”。
陛下特意在纸上画了密密麻麻的小圈，解释道：“不能让蒙古人再聚成大族，要把他们拆成两百多个旗，譬如说喀尔喀分八十六旗，察哈尔分三十旗，剩下的分给内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每旗最多三百户，再多便拆分。”
每一面旗都要划定固定的牧场，用界碑标出范围，严禁越界迁徙，更不许不同旗之间私下联合。
旗的最高长官“札萨克”，必须由明廷亲自任命，且多从部落中资历浅、势力弱的贵族里挑选，还规定“札萨克每三个月需向都护府述职，相邻旗的札萨克需互相监督，若有异动，先揭发者可获赏”。
如此一来，部落的凝聚力被彻底打散，再难形成能与大明抗衡的势力。
你想联合，牧场不相邻。
你想反叛，隔壁旗的札萨克为了赏银，第一个就会告发你。
第三步，是宗教控制，用黄教的“软刀子”，割掉蒙古人的尚武精神。
陛下当时特意提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并非简单扶持宗教，而是要将黄教变成大明控制蒙古的工具。
大明会在各旗修建寺庙，邀请西藏的喇嘛来主持，还规定“蒙古男性出家为喇嘛者，可免除部落的赋税徭役，其家人还能获得大明赏赐的布匹”。
这般利诱之下，大量蒙古男人会选择出家。
一来不用承担兵役，二来能让家人过得好。
可长远来看，男性出家者多了，蒙古的人口自然会减少，青壮劳动力不足，连放牧都成问题，更别提组建军队。
而寺庙会渐渐掌控各旗的牧场与财富，喇嘛阶层依赖明廷的支持，自然会成为大明在蒙古的“代理人”。
他们会在讲经时宣扬“顺从大明者得福报”，会向都护府告密那些“有异心”的部落贵族，潜移默化中，让蒙古人从“尚武”变成“顺服”。
第四步，是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封锁，让蒙古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牢笼”里。
陛下的策略里，“愚民”是关键。
严禁蒙古部落与中原进行除“互市”外的任何商贸往来，互市中只允许交易皮毛、牛羊等初级产品，严禁出售铁器、农具、丝绸等高级物资，连盐和茶叶都要定量供应，让他们始终依赖大明。
文化上更是严格，禁止蒙古人学习汉语、认识汉字，禁止与汉人通婚，甚至不许蒙古贵族子弟前往中原求学。
“让他们只知道草原的天，不知道中原的繁华，让他们觉得，大明的一切都是‘天授’，而他们只能依附”。
除此之外，还要让蒙古贵族定期进京述职，明面上是“恩宠”，实则是作为“人质”。
你的家人在京城，你的动向被监控，稍有不慎，便可能失去爵位与俸禄。
同时还鼓励贵族之间互相揭发，哪怕是捕风捉影的“异心”，只要告发，便能获得明廷的奖赏，用利益让他们互相猜忌，再也拧不成一股绳。
最后一步，也是陛下认为最“柔”却最“韧”的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