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税收，直接关系到他们家族的利益，关系到南直隶士绅集团的腰包。
朱由校推行的新政，本质是要打破这种“地方利益闭环”，将江南的税银更多地收归国库，用于辽东战事与北方救灾，这自然触了南京士绅与官员的逆鳞。
他们不敢公然反对皇帝，便借着“两京分治”的制度漏洞，用“拖延”来消极抵抗：
南京户部压着税银账簿不批，江南各省便有了“待核”的借口。
南京吏部暗中给地方官打招呼，官员们便乐得“慢工出细活”。
说白了，这不是简单的“税收迟报”，而是南京的利益集团，借着制度赋予的独立性，与北京的皇权进行一场无声的博弈。
偏偏，朱由校还找不到对付他们的借口。
毕竟，年底还没到，他们并没有逾期，只是在给他上眼药。
至于最后会不会到正面和他打擂台，都是未知数。
朱由校坐在东暖阁里，心中早已将这层关节想得透彻。
他之所以不愿轻易派钦差去江南，便是知道，若不先撬动南京六部这个“支点”，即便钦差去了，也只会被南京方面用“制度流程”搪塞回来。
而要撬动南京的“制度藩篱”，必先掌控其核心权力枢纽。
而这个权力枢纽，便在三个关键职位当中。
其一为南京守备武臣，亦称“外守备”，兼领中军都督府，由勋贵统领。
其二为南京守备太监，即“内守备”，代表皇权监察南京大小官员，直接向皇帝密奏，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眼线”。
这个职位，也是南京真正的话事人。
他掌管南京皇城、二十四衙门及明孝陵。
控制南京十七卫亲军（含锦衣卫、孝陵卫），实际掌握军权
其三为参赞机务，惯例由南京兵部尚书兼任，总揽南直隶军政要务，协调文武官员，是南京行政体系的“总调度”。
此三者互为牵制，又共同构成南京的权力核心。
只要掌控了这三个职位，便掌控了南京，掌控了南直隶。
而对此的布局，朱由校早就开始了。
朱由校的第一步落子，便瞄准了“外守备”之位。
此前担任此职的，是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魏国公徐弘基。
这位勋贵虽忠于大明，却久居江南，与南京士绅集团往来甚密，对新政的态度始终暧昧。
今年推行番薯种植时，南京京营曾以“军粮充足”为由拒绝采购番薯，背后便有徐弘基的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