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密折，是他安插在各地的“眼睛”，比朝堂上的明奏要真实得多。
能有资格给皇帝递密折的，要么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要么是内廷亲信。
辽东的孙承宗、熊廷弼、戚金、童仲揆等人，山东的左光斗、山西陕西的徐光启、袁崇焕、孙传庭，连南京守备太监都有一份递折的权限，个个都是他能信得过的人。
朱由校随手拿起一封，见封口印着“江南织造府”的戳记，便知是内廷派去的矿税太监所呈。
江南富庶之地，历来是税赋重地，也是党争最烈的地方，那些文官们总骂矿税太监苛酷，却不知这些人暗地里给内库输送了多少银子，又替他盯着多少文官的小动作。
至于矿税太监为什么还存在。
自然是有原因的。
朱由校虽在登基诏书上写了要裁撤矿税太监，但这“裁撤”二字，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毕竟，这些遍布各地的税监，是内库重要的进项来源。
更是皇帝的眼线。
所以他心里早有盘算：那些盘剥过甚、激起民怨的，或是常年收益微薄的，自然要借着“新政”的由头裁掉，既顺了文官们的意，又能赚个“体恤民情”的名声。
而那些在富庶之地、能稳定收税的，便暂且留着。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些在外的矿税太监，经锦衣卫与东厂细细查过，确认没有私通外臣、中饱私囊的大问题后，朱由校便给了他们一项新的权限——递密折。
如此一来，既能让他们继续盯着地方税赋，又能充当耳目，一举两得。
这一封来自浙江的密折，正是税监牛朝所写。
这厮在密折里先是絮絮叨叨说浙江的杨梅熟了，个大味甜，他特意挑了最上等的，装了满满一车，差人快马送京，估计这几日就能到。
末了才轻描淡写地提了句“浙江各税如常，地方安宁，无甚大事”。
朱由校看着这封几乎等同于“报平安”的密折，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笑意。
这些太监们，别的本事未必有，但揣摩上意、表忠心的功夫倒是练得炉火纯青。
他拿起朱笔，在密折末尾批了四个字：“朕知道了。”
既没斥责他小题大做，也没夸赞他懂事。
对于这种无关痛痒的表忠心，不必太放在心上，却也不能全然不理。
毕竟，这些分布在各省的“眼线”，还得靠这点微妙的恩宠维系着。
江南的密折处理完毕，朱由校伸手从紫檀木匣中取出山西、陕西方向的奏疏。
这几封密折分量明显不同。
徐光启的密折写得最是详尽，字里行间透着学者的严谨：他不仅列出了太原、大同两地试种番薯的亩数，还附了手绘的田垄图，标注着“耐旱高产，可抵半年粮”，甚至提到已让农户将薯藤分发给邻县，预计秋收前能扩种至五十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