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轮整顿京营的肃清行动中，阳武侯薛濂与抚宁侯朱国弼因罪被英国公张维贤于开封城外枭首示众，其家族亦遭严惩。
直系男丁尽数流放边陲，女眷则被没入教坊司为奴。
是故。
当朱承宗与洪承畴清查两侯府隐匿的田产时，过程竟出乎意料地顺利。
两个侯府的势力早已土崩瓦解，无人敢阻挠官府行事。
然而，当清丈队伍转向周边豪强时，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顽固抵抗。
这些地方乡绅世代盘踞，早已将田亩隐匿、赋税规避视作理所当然。
他们或勾结胥吏篡改黄册，或驱使佃户虚报田亩，更有甚者，竟公然砌筑高墙、修建堡寨，俨然将庄园经营成独立王国，以此对抗朝廷政令。
洪承畴以文官之姿周旋其间，先是引经据典，以《大明律》中‘欺隐田粮’之条震慑乡绅，再辅以利害权衡：
若主动配合清丈，尚可酌情减免罪责；若负隅顽抗，则按‘抗粮’论处，轻则抄没家产，重则流放充军。
这番软硬兼施之下，部分识时务的乡绅不得不低头就范。
然而，还是有部分死硬分子，将土地看做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死活不肯配合度田。
对此，洪承畴一时间居然无可奈何，沉思许久之后，只得是用硬的，派兵入院，将冥顽不化者擒拿，按谋逆论处。
而朱承宗的手段则截然不同。
他本就因父亲朱纯臣谋逆之事背负“逆臣之子“的污名，胸中郁结着一股无处宣泄的怒火。
当豪强们以高墙阻挠、以家丁持械对峙时，他眼中寒光骤现，当即调遣麾下精锐亲兵，架起云梯、撞木，如攻城拔寨般轰然摧毁豪强庄园的防御。
破门而入后，他根本不给对方辩解的机会，直接以“谋逆“罪名将主事者枭首示众，府中男丁无论老幼尽数诛杀，女眷则充作军赏。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竟纵容亲兵对乡绅妻女施以轮番凌辱，惨嚎之声彻夜不绝。
血淋淋的屠刀之下，整个大兴县的豪强阶层瞬间噤若寒蝉。
消息传开后，未等清丈队伍抵达，各地乡绅已连夜整理地契，争先恐后跪迎官差。
有人甚至主动献上三倍于原额的田亩数目，唯恐被朱承宗那双染血的手套点到姓名。
这场血腥清丈，赤裸裸地揭开了大明基层权力的运行法则：
当既得利益者将王法践踏于脚下时，唯有以更暴戾的手段撕碎他们的侥幸，才能让这些豺狼学会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