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反贼出身，为什么人家能做到令行禁止，军纪严明？
而自己仅仅是流露了些想要改变的意思，就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些门道。
首先，两支军队的底子就不一样。
在成军之初，江瀚就定下了不滥杀、不掳掠的纪律。
他很清楚流寇模式的局限性，因此从一开始就有意识的向正规化的方向建设军队。
后来更是在军中设立了掌令，专司监督军纪和教化思想，确保了纪律的执行不受干扰。
这套体系随著一次次胜利不断强化，最终才得以固定下来。
而反观张献忠起兵，早早便投奔了王嘉胤麾下，与各路首领混迹一处。
这帮人良莠不齐，虽然打著反明的旗号，但也缺德事也干了不少。
西营长期混迹其中，耳濡目染下，又怎么能学好？
再说了，张献忠本身性格就有些缺陷。
常年被官军追剿，时刻面临生死危机，导致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愈发嗜杀。
上行下效，主帅如此，下面的兵将自然也是有样学样。
即便孙可望等几个义子还算正常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他们也不可能忤逆张献忠，到了后期更是连劝也不敢劝。
在这种环境里浸淫十几年，西营的军纪能好才怪了。
孙可望想凭一己之力扭转这股风气，无异于痴人说梦。
眼见反对声如此强烈，他也只能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大别山，脱离左良玉的掌控。
二月初，孙可望点齐所有人马，共计两千八百余人，一路向南，朝著罗田县方向赶去。
他打算攻下罗田，补充些粮草辎重，然后再做打算。
然而西营的一举一动，都被左良玉摸了个一清二楚。
得知孙可望想跑，左大帅坐不住了，立刻点起兵马追了上来。
西营可是他的摇钱树，这大半年来，靠著威逼勒索，左良玉可是榨出了不少金银财宝。
要是让他们跑了，自己上哪儿再找这么个软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