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是他的长子福泽一太郎发的，只有一行字—「索雷尔氏九日来访。父亲速归。」
福泽谕吉看完电报，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我等了十年的机会。」
福泽谕吉今年五十一岁。他的《劝学篇》已经出版了十三年，《文明论概略》也出版了十年。
他甚至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庆应义塾是他一手创办的，是日本最早传授西洋实学的私立学校，也是「文明开化」最重要的思想阵地。
但福泽谕吉心里清楚，无论他在日本有多大的影响力，在西方人眼里，他依然只是一个「开化的野蛮人」。
他写文章批评中国和朝鲜「固守旧习，拒绝文明」，自己则全力推动日本学习西洋的制度、技术、思想和生活方式。
他相信只要日本足够「文明」，西方列强就会把日本当成平等的伙伴。
可现实一次次打他的脸。
不平等条约还在。治外法权还在。西方人看日本的眼神，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欣赏」。
鹿鸣馆的舞会办了一年多了，华族夫人和小姐们跳了无数支华尔兹，可修约谈判依然毫无进展。
福泽谕吉渐渐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西方人承认你「文明」，不会是因为你学了他们的衣服、舞蹈和刀叉，只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有用」；
又或者，因为他们觉得你有足够的实力，能威胁到他们。
日本现在既不够「有用」，也谈不上「威胁」。所以西方人还是把日本当成一个有趣的、努力模仿西洋的东方国家。
直到莱昂纳尔·索雷尔来了。福泽谕吉在火车上，看完了所有能搜集到的关于莱昂纳尔的报纸。
从莱昂纳尔抵达横滨的报导，到东京大学演讲的详细记录：从孙文的访谈，到学生们对演讲内容的争论；
从工部大学校的参观，到海军兵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沉默————他一个字都没漏。
看完之后，福泽谕吉靠在座椅上，闭著眼睛想了很久。
然后他对随行的塾生说：「这个人不一样。」
塾生问：「哪里不一样？」
福泽谕吉没有回答，只是从自己包里掏出一份他反复斟酌，写了很久的文章，然后拿出笔，再次修订起来。
如果莱昂纳尔·索雷尔之前「征服」了日本，那他就要用这篇文章「征服」莱昂纳尔·索雷尔。
文章的封面，是用汉字写的三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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