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看向陪审团：“先生们，请想一想。一群平民，频繁接触外国煽动者的作品，公开赞扬他，主动联系媒体传播他的‘善举’，并且在私下讨论中认可他对帝国的批判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陪审团里有人皱起眉，有人相互对视，显然觉得颇有道理。
福斯特的声音提高了一点：“不。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活动。莱昂纳尔·索雷尔用廉价的善意——代写信件——收买人心，建立个人影响力。
然后，通过这些被他感召的‘追随者’，在平民中传播他的思想，让人们质疑帝国的统治，怀疑政府的操守，削弱他们对帝国和君主的忠诚。
如果这不是‘煽动’，什么是‘煽动’？如果这不是‘组织’，什么是‘组织’？”
他说完了，看向高高在上的法官。
科尔里奇爵士点了点头：“辩方，请陈述。”
亨利·布拉德站起来，他没有立刻走到陪审团前，而是先看了看被告席上的十二个人。
“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控方刚才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外国煽动者，国内同谋，有组织的颠覆活动。
但我想请各位看看被告席上的这些人，请各位仔细看看——”
陪审团里有人真的看了过去。
“詹姆斯·麦克格雷戈，五十八岁，在弯镐街经营酒吧二十二年。他有妻子，两个女儿都已出嫁。邻居证言说他‘老实本分’‘从不惹事’。
肖恩·奥马拉，三十四岁，码头卸货工，每天工作十小时，周薪一镑八先令。他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两岁。工头说他‘干活卖力’‘不偷懒’。”
就这样，他一个个说下去：“托马斯·哈代，五十一岁，读报人，眼睛坏了，靠给酒吧读报挣点酒钱。
威廉·卡特，缝衣女工的父亲，他的女儿周薪十二先令，他本人已经六十七岁了。
乔·哈里斯，二十二岁，木匠学徒，周薪九先令，今年春天刚结婚，妻子怀孕了……”
他一连说了十二个名字，十二个最普通的生计。
“这些人，就是控方口中的‘煽动组织骨干’。他们每天操心的是明天的面包，孩子的健康，父亲的药钱。
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动机去‘策划颠覆活动’吗？”
说完这些，亨利·布拉德才走到陪审团席前，看着那些穿得体面外套的绅士们。
“去年十月，莱昂纳尔·索雷尔，一个法国作家，偶然来到弯镐酒吧。他看到那里有人不识字，没法给远方的亲人写信，就主动帮忙。
他收两便士，只是一杯啤酒的价钱。他听了那些人的故事——儿子在印度当兵，女儿嫁到外地，兄弟欠了债，妻子生了病——然后帮他们把心里话写下来。
这叫做‘收买人心’吗？这叫做‘善意’，先生们。最朴素、最直接的善意。这些人感激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煽动者’，而是因为他做了件好事。
一件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事！”
旁听席后排，一个衣服上都是补丁的老妇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