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改成模糊的“帝国中心”。
翻译完了以后，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
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摇摇头：“登不了报。审查过不了。”
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不登报，就用手抄。一传十，十传百。”
比马尔叹了口气：“这很危险。”
泰戈尔点了点头：“是，很危险。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是禁书的人。他们在怕什么？”
比马尔想了想，这次没有反对。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
不到一周时间，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都在私下讨论“那本法国书”。
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还有那句标语：“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
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已经是九月下旬。警察开始搜查书店、报刊摊，要求上缴《良言》增刊。
但他们搜到的很少——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
警察当然不信，但搜了每一家书店，什么也没找到。
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1984》一页页拆开，藏在不同的地方——
账簿夹层、地板下面、宗教书籍的内页。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他们才把它“组装起来”销售。
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黑市上，一本完整的《1984》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是《良言》原价的10倍。
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但也更危险——持有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逮捕。
九月底，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突然提高声音：
“他们在看着我们！税务局看着，警察局看着，总督府看着！但我们要问——凭什么？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
人群里立刻有人喊：“因为他们有枪！”
萨钦说：“枪只能打死人，打不死思想！伦敦现在怕一本书，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那本书叫《1984》，里面有一句话——‘她一直在看着你们’！”
警察冲过来抓他时，他已经跳下演讲台，混进人群跑了。但他的话传开了。
那天晚上，萨钦躲在朋友家里，朋友问他：“你真读过那本书？”
萨钦摇头：“只读过几页手抄本，但够了。重要的是，伦敦在怕它。如果伦敦怕它，就说明它说对了。”
朋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那个法国作者……他叫索雷尔？”
萨钦点点头：“莱昂纳尔·索雷尔。他曾经在伦敦帮穷人写信，现在因为写了这本书被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