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的头版在次日刊出了社论，标题是：《出版的责任与欺骗的代价》。
文章一开始只陈述事实——
【理查德·埃弗拉德先生昨日在本报发表声明，指出自己出版《1984》系受柯南·道尔欺骗。
后者以“福尔摩斯”新稿为诱饵，迫使其未审先发。埃弗拉德先生承认失职，但强调其爱国立场从未动摇。】
但最后的结论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关于《1984》的争论，而是把争议的焦点仍然放在“主编失职”上。
【此事暴露了出版业某些环节的脆弱。主编的职责不仅是获取稿源，更是对内容的最后把关。
当一位主编因急于获得畅销作品而放弃审核，他就背叛了读者与行业的信任。
至于欺骗者是否应承担更重责任——这应交由法律裁断。】
但读者们读出的意思完全不同。
咖啡馆里，一个学者放下报纸，对同伴说：“看明白了吗？政府要找替罪羊了。”
同伴压低声音：“埃弗拉德把柯南·道尔卖了。”
“也把索雷尔卖了。说是‘阴谋’。”
“那又怎样？书已经传开了。我昨晚在俱乐部，听人说黑市上《1984》的原版要卖到五镑一本。”
“五镑？疯了吗？”
“就这还不还价！”
“政府越是禁，书就越值钱。这是老道理。”
“对啊，还记得三年前法国的那本禁书吗？《颓废的都市》。”
“我想起来了……那书没写完，我还盼着第二部呢。”
“可不是吗，那一阵在巴黎炒到了20法郎一本！”
“你怎么能把《1984》和《颓废的都市》相提并论呢？”
“也是，那可是莱昂纳尔·索雷尔啊！”
角落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也在讨论。
年轻些的那个说：“我昨天去图书馆，想借《良言》看看，管理员说全被收走了。连索引卡都抽掉了。”
年长些的冷笑：“图书馆？我听说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那本也不见了。连登记本上的借阅记录都涂掉了。”
“他们真怕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