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家在1876年破产，父亲逃往莫斯科，玛丽雅当时才13岁，就承担起维持家务、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
在契诃夫创作低潮或健康恶化时，她始终陪伴左右，给予安静的支持。
玛丽雅终身未婚，在契诃夫死后，她整理了哥哥的手稿，保存和分类哥哥的书信，还参与校订了哥哥的作品集。
如果没有玛丽雅，后世看到的契诃夫材料不会有这么丰富。
听到莱昂纳尔这么说，玛丽雅的眼泪涌了出来，但她很快用手背抹了抹，鼓起勇气，对着莱昂纳尔说了一长段话。
尼古拉听着，脸色渐渐凝重：“她说，索雷尔先生，求您救救安东，他可能会被送去西伯利亚的苦役营！”
莱昂纳尔愣住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契诃夫这是干了什么？
他记得历史上契诃夫一直对政治敬而远之，虽然也算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但是几乎不参与危险的组织活动。
翻译尼古拉有些惊慌地站了起来，对莱昂纳尔说：“索雷尔先生，抱歉，我的家人还在俄罗斯，我不能……”
话虽然没有说完，但是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莱昂纳尔也没有勉强他，掏出一张10法郎的钞票递给了尼古拉。
尼古拉惊慌地摆摆手：“这太多了，而且我也没有做什么。”
莱昂纳尔非常坚持，他也只好把钱收下，然后郑重地对莱昂纳尔说：“索雷尔先生，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莱昂纳尔摆摆手，尼古拉如蒙大赦，一路小跑地离开了莱昂纳尔的公寓。
这时候，玛丽雅·契诃娃用非常生硬的法语一字一顿地说：“索雷尔先生，我其实能说一点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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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二十天前，俄罗斯，莫斯科。
一月初的莫斯科冷得刺骨，天色更是灰暗，才下午三点，就已经黑得像傍晚。
风卷着细雪，抽打着莫斯科大学解剖与医学大楼的石墙。
由于是周末，天气又冷，即使是最勤奋的学生，此刻也是缩在火炉旁复习功课，所以往来的人少得可怜。
教学楼侧翼，一间堆放旧桌椅和实验器材的杂物室，门被小心翼翼地关上。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留一点缝隙。
微弱的烛光在几人围坐的中央跳跃，映照出几张年轻而紧张的面孔。
五个年轻人挤在一起，地上铺着几张旧报纸，中间摊开一本书，纸页已经泛黄了，边角也磨得厉害。
领头的是个瘦高个，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在法律系读三年级。
他压低声音念着书上的句子：“……沙皇的权力，和农奴的锁链，是同一个铁匠锻造的。……”
其他几人听得很专注，一个戴眼镜的数学系学生不住点头；
另一个穿着厚外套的年轻人搓着手，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