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召集了司里和指挥部核心骨干的小范围会议。
除了布置当前的生产技术任务，他着重谈了整风运动。他的语气是平和的，甚至带点凝重。
“同志们，部里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都学习了。帮助D整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好事，也是大事。”他环视在座的人，有像陈经纬这样已经沉稳不少的技术中坚，也有刘德培这样只知道埋头干活的老工人代表，还有一些年轻的技术员和行政干部。
“我们要认真对待，”
王建国继续说，字斟句酌，
“作为技术部门，我们提意见，反映问题，我认为要把握几个原则。第一，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更不捏造。提意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者搞人身攻击。第二，要出于公心。要从有利于工作、有利于事业、有利于团结的角度出发，不能掺杂个人恩怨，更不能借机打击报复。第三，要注意方式方法。可以在会上说，也可以写书面材料，通过组织渠道反映。要讲究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
他停顿了一下，看到有人点头，有人若有所思，也有人似乎觉得他太过“老成持重”。
他加重了语气：
“尤其是我们搞技术的同志，习惯了用数据和逻辑说话。提工作上的意见，最好也能有具体事例，有分析，有建议。空泛的批评，或者只破不立，效果未必好。”
他最后说：“司里和指挥部会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座谈会。希望大家认真准备，抱着对D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会上的发言，我们安排人记录，汇总后上报。”
散会后，陈经纬留了下来，等其他人都走了，他才推了推眼镜，低声道：
“王司长，这运动……风声好像有点紧。我们……”
他欲言又止。
王建国明白他的担忧。
陈经纬的海外关系，始终是个隐痛。
“经纬，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但说什么，怎么说，你把握分寸。多谈具体技术工作，谈遇到的困难，谈改进的建议。其他的……”
王建国没有说下去，只是给了陈经纬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陈经纬领会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动员是做了，原则也强调了，但王建国知道，情绪的闸门一旦被某种宏大叙事和“畅所欲言”的承诺所撬动，水流的方向和力量，往往不是几个原则所能完全框定的。
尤其是对那些年轻、热情、对旧有弊端积郁了不满、又对“帮助D”抱有真诚理想的人来说。
沈星雨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司里新调来不久的副处长，三十出头，身材瘦高，戴一副黑框眼镜，留过毛，真正的科班化工专家，理论功底扎实，思想活跃。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对技术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对一切他认为阻碍技术进步的“非技术因素”都深恶痛绝。
他来之后，王建国很欣赏他的专业能力，在一些项目论证中也听取过他的尖锐意见，觉得虽有偏激，但往往能切中要害。
只是，沈星雨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和理想主义色彩，以及毫不掩饰对“官僚习气”的鄙夷，也让王建国隐约有些担心。
“鸣放”开始后，沈星雨很快成为司里，乃至部里相关单位座谈会上的焦点人物。
他几乎有会必到，到会必发言，发言必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