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沉默了很久。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的公文上，那上面写的正是益都县事件的详细报告。
这上面的东西已经看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
“是真的。”
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得像是怕被门外的人听见，“上个月十五，益都县。叛军趁夜摸进城里，杀了县丞赵永昌，抢了库房里的银子三千七百二十四两，烧了县衙的前院和后堂。等青州府的驻军赶到，他们已经跑了。”
“跑了？”
江澈的声音很平静，“跑得那么干净，连个人影都没留下？”
吴庸苦笑了一下：“江老板，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跑得干净，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官兵一出动，消息就传到了叛军耳朵里。他们提前跑了，官兵扑个空。就算碰上了，他们也有准备，打得有来有回。”
“三次剿匪，三次都有人通风报信？”江澈问。
吴庸伸出三根手指，每一根都在微微发抖：“第一次，追进沂山，找了三天，连个人影都没看见。第二次，我们在半路设了埋伏，但叛军绕道走了，走的是一条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山间小路。第三次，在蒙山脚下碰上了，打了一仗，官兵死了十七个，叛军死了二十三个，但首领跑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下去：“十七个官兵，都是青州府的兵，有老有少，有家有口。其中一个才十九岁，刚成亲不到一个月。他的媳妇接到消息的时候，当场就晕过去了。”
吴庸说到这里，闭上了眼睛。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压抑什么情绪。
江澈看着他，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吴庸睁开眼睛，端起凉茶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让他皱了皱眉，但他没有放下杯子，而是把剩下的半杯也喝完了。
“江老板，你知道最让我寒心的是什么吗？”
他把空杯子放在桌上，声音沙哑，“不是叛军杀了人，不是他们抢了库房，不是他们烧了衙门。最让我寒心的是——老百姓不帮我们。”
“官兵进山剿匪，老百姓见了就躲，没人带路，没人送水，没人通风报信。叛军来了，老百姓反倒给他们送吃的、送喝的，帮他们藏身、帮他们传信。”
他看着江澈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江老板，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江澈明白。
这意味着人心不在官府这边。
老百姓不管你是前明还是大夏，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向着谁。
官府收税、征粮、拉夫，老百姓苦不堪言。
叛军来了，开仓放粮、杀富济贫。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老百姓自然向着叛军。
这个道理，江澈在北平城外打天下的时候就懂了。
那时候他也是靠着开仓放粮、均田免赋这八个字，才从三千人发展到三万人，从三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
如今，同样的戏码，换了一拨人，又在上演。
“吴大人，叛军的首领是谁？”江澈问。
吴庸从桌上那一摞文书中抽出一份，翻开，推过来。
“此人叫赵宏，原是青州府益都县的一个落第秀才。读过几年书，考过几次乡试，都没中。后来家里遭了灾，父母饿死了，他带着几个同乡上山落了草。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抢抢过路的商队，偷偷富户的粮食。后来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批火器，队伍就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