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秋高气爽。
一支由数百艘大小船只组成的船队，自通州码头启航，满载着新编的“南下先遣宣慰使团”官兵、文吏、印制的文告，以及部分精锐护卫，沿着大运河南下。
与此同时，陆路亦有数支轻骑小队，携带着同样的文书，从河南、山东等方向，分道进入湖广、南直隶边境。
这支队伍的总管是阎狼，但他接到的核心指令并非攻城略地，而是“传檄定人心，察情辨忠奸，为大军南下开道”。
船头桅杆上，玄色“阎”字大旗与另一面“宣慰安民”的旗帜并列飘扬。
与其说是征讨，不如说更像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巡游。
船行不数日，便进入山东、南直隶交界水域。
沿途城镇码头，凡是稍具规模之处，船队便会停靠，派遣文吏登岸，在当地最醒目的城楼、市集、渡口，张贴盖有“总摄国政厅”大印的《安民徙豪令》全文，并安排嗓门洪亮、通晓南北方言的士兵，反复宣读讲解。
文告内容清晰，措辞直白，与以往官样文章截然不同。
“只惩首恶：凡执迷不悟，纠集武装，抗拒黑袍，或曾为前明死党，戕害义士者，定为首恶，严惩不贷，家产尽没。”
“徙迁豪右：为均平天下，抑制兼并，凡田产、资财逾制之豪强富户，需徙迁北地，授田安置，同为编户，其原有田产，依《均田令》重新分配于无地、少地之贫苦农民。”
“各安其业：除上述首恶、豪右外，其余士、农、工、商，但能安分守己，勤力本业，概不追究，一体保护，市廛照常，农耕不误。”
“新田新赋：俟地方平定，即行清丈田亩，推行《均田令》，计口授田，永为世业，废除一切前明苛捐杂税、加征加派，田赋从轻，商税简约。”
文告最后，敦促各地官员、士绅、百姓“顺天应人，勿附逆顽”，并承诺对新朝治下之民“视同一体，共享太平”。
这些文告，如同投入滚油的冰块，瞬间在南方尚未被兵锋直接触及的社会各阶层中，激起了剧烈、复杂、截然不同的反应。
淮安府，清江浦。
这里是大运河漕运枢纽，驻有重兵。
参将府内，气氛凝重。
参将刘显，一个四十多岁、面庞黝黑、身材精悍的将领，将一份刚刚送到的《安民徙豪令》抄件重重拍在桌上。
他面前坐着几名心腹千总、把总。
“都看过了？说说，怎么办？”
刘显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焦躁。
一名千总愤然。
“将军，这简直是逼人造反，‘徙迁豪右’？江淮之地，哪个将校家里没点田产？哪个不与本地大户有些往来？他阎赴这是要把咱们的根子都刨了。”
“咱们吃着大明的粮，守着大明的城，难道真要向这帮反贼低头，眼睁睁看着他们把咱们的亲朋故旧、乡里宗族往北边撵？”
另一名年纪稍长、处事圆滑的把总却捻着胡须。
“王千总，稍安勿躁，文告里也说了，‘只惩首恶’，咱们......咱们算首恶吗？咱们一没主动去打黑袍军，二没旗帜鲜明地拥立哪个藩王跟京师对着干。”
“至于田产......或许，或许可以设法隐匿、分散一些？况且，文告也说了，保护安分守己的士农工商，咱们手下的兵，多数也是本地子弟，他们的家人大多不是豪右，这《均田令》......对普通军户，未必是坏事。”
“不是坏事？”
王千总瞪眼。
“分了豪强的田，那些泥腿子是高兴了，可谁给咱们‘孝敬’？断了粮饷之外的进项，光靠那点死俸禄，够干什么？再说，咱们今日能坐视豪强被迁，明日他阎赴要是觉得咱们这些带兵的也是‘地方势力’，也要‘徙迁’或者裁撤，又当如何？”
刘显听着部下争论，眉头紧锁。
他何尝不纠结？
忠君？君在何处？
皇帝生死不明，南京那边几个文官吵吵嚷嚷要立藩王，却连个能服众的人选都定不下来。
自保？手底下几千人马，粮饷日渐艰难，真能挡住挟大胜之威、又抛出这等“惠及贫民”政策收买人心的黑袍军吗？
他想起近日军中已有士卒私下议论《均田令》，眼神闪烁。
更想起城内一些与他有旧的士绅，已经悄悄派人来打听口风，言语间满是恐慌，有的甚至暗示“若能保全，愿以重金酬谢”，也有的强硬派撺掇他“联兵自守”。
“报。”
亲兵进来。
“将军，山阳县张举人、王员外等几位，在花厅求见，说有要事相商。”
刘显知道，这是本地有头脸的豪强坐不住了，来探他的态度，或许还想让他出头。
他挥挥手，对心腹们道。
“今日先议到这里，文告之事，严禁军中妄议，违令者军法从事，至于如何应对......看看风色再说。”
“没有我的将令，一兵一卒不得擅动，但也需加强戒备，以防不测。”
他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看看风色”和“以防不测”本身，就说明他内心的天平，已经在忠君与存续之间，剧烈摇摆，倾向于后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