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有分毫有益于国，臣自无所顾惜，但这确实是有害无益，恳望陛下怜念民情，早赐停罢。」
欧阳修奏毕，退回班列，他的笏板上还沾著方才激动时掌心沁出的汗渍。
韩琦站在班列之首，他没有立即出班辩驳，而是微微侧首，目光扫过身后的赵概。
赵概会意，持笏出班。
「司马司谏方才引康定、庆历旧事，言陕西百姓困于徵调，民力减耗。此言固是事实，然则臣要请问司马司谏......庆历年间陕西之困，究竟是困于点检义勇，还是困于夏虏连年入寇？」
司马光眉头微蹙，正要答话，赵概却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夏虏自宝元年间叛宋称帝，连年入寇，官军丧师数万，陕西数十军、州残破，百姓死于锋镝、徙于饥馑者不可胜计。彼时陕西之困，首在夏虏之兵祸，次在朝廷之徵调。义勇不过是徵调之一端，岂可倒果为因，将陕西百姓二十年未复旧况之责，尽归于义勇？」
赵概的逻辑非常清晰。
他没有否认司马光陈述的事实，却将因果链条整个翻转了过来，即，不是义勇害了陕西百姓，而是夏虏的入寇逼得朝廷不得不在陕西徵调义勇。
「至于欧阳参政方才所言康定年间登记乡弓手之事。」
赵概转向欧阳修，说道：「彼时朝廷初行点检，规制未备，州县官吏措置乖方，确有扰民之弊，可如今河北、河东义勇行之有年，规制已然大备......陕西义勇之条例，正是以河北、河东为蓝本，择其善者而从之，汰其弊者而改之。岂可以二十年前旧事之弊，遽断今日新法之非？」
赵概顿了顿，将笏板换到左手，右手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
「臣手中这份，是河东路义勇近年考绩的节略。自河东点检义勇以来，已历数年，其间义勇参与防秋、备边、修城、运粮诸役，皆有实绩可考。河东义勇在籍者近八万人，未尝有大规模逃亡，未尝有激变之案，未尝有百姓因刺手而破家荡产者，河北义勇近十五万，情形亦然。两路义勇合计二十余万，行之数年而未见大弊，司马司谏、欧阳参政何以断定陕西行之必有大弊？」
他收起文书，目光扫过司马光和欧阳修，最后落在御座之上。
「陛下，臣非谓点检义勇毫无可忧之处，司马司谏与欧阳参政所虑，此二者皆是实情，亦是臣之所忧。然则，忧弊与废事，不可混为一谈......因有可忧之弊而废当行之事，是因噎废食也。朝廷当做的，是在条例中设防弊之法，而非因忧弊而废事。」
赵概退回班列。
赵概的辩驳，确实戳中了司马光立论的几处软肋。
司马光的论述过分依赖康定、庆历旧事，却无法解释为何同样的义勇制度在河北、河东未见大弊；他将陕西百姓的困苦完全归咎于义勇，却忽略了夏虏入寇这个更根本的原因。
韩琦见时机已到，再次出班。
韩琦抬起头，那双被朝中同僚称作「鹰目」的眼睛。
「今日殿中诸公所论，说到底无非两事。其一，陕西百姓困苦，不堪再增负累；其二，义勇不堪战，徒有其名而无其实。」
「臣在陕西待过，臣知道陕西百姓困苦。鄜延、泾原、环庆三路，横山沿线数百里，百姓既要当差纳粮，又要备边防秋，夏虏入寇时，沿边民户首当其冲，被驱掠者动辄数千，田园被毁、牲畜被劫，二十年辛劳付之一炬。臣亲眼见过那些被夏虏掠去又逃回来的百姓，他们跪在路边，向过往官员哭诉，说家里的房子被烧了，牛羊被抢了，儿子被杀了。他们的苦，臣知道。」
韩琦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半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