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关中，暑气大盛。
然而于关中百姓而言，比起过往夏日畏旱抢水，比起去岁冬日的苦寒及今春对蝗祸的忧惧，这个酷暑过得酣畅非常。
家中十几乃至几十石麦子，地里新种的几十亩豆、糜，总算让他们生出某种踏实之感。
大河左近的临晋，乃是蝗祸最先显迹之地，五月蝗虫大起之时，此县仍旧受了影响，但百姓昼夜诱蝗捕蝗娴熟不已，蝗群终究没成气候，绝大多数麦田得以保全。
类似『总算活下去了』的感叹，在冯翊几十个农庄间口耳相传，百姓逢人便问『吃了吗』，几乎成了一种新的风尚。
田间地头，村舍树下，不乏『丞相恩德、大汉恩德』这般话语，无不发自肺腑。
毕竟祖祖辈辈，何曾听说过蝗祸将起而被硬生生遏制下去的？即便是乡间最年长的耆老，翻遍记忆，也只有蝗虫过境后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惨状而已。
而如今，大汉来了，丞相来了，他们活下来了，竟连蝗祸都止住了。
如此这般，民间感恩戴德，竟有人提议，欲给大汉天子、大汉丞相立生祠供奉。
对于这些饱历战乱，难捱严冬，在饿死边缘苦苦挣扎的黎庶而言，地里的收成便是天，谁让他们活命，他们便认谁。
但立生祠还是太过逾礼，郭攸之跟陈祗二人与百姓好说歹说，终于还是把这事给压了下去。
关中百姓麦收结束，豪强富户田里的粟却正在最关键的灌浆期，关中各地坞堡庄园，无数族长耆老在确认蝗灾已被朝廷控制，不会波及到自家田产后，私下亦是感慨万千。
面对此等天灾，以往朝廷官府不过天子减膳，罢黜三公，又或徒劳祈禳，推诿塞责而已，如大汉这般，以雷霆手段动员全境，务实灭蝗，且当真卓有成效者，古往今来都可谓独一份的存在了。
这份担当与魄力及脚踏实地的务实举措，终究为大汉赢得了不少豪富尤其年轻士子的由衷叹服。
唯独那些原本囤积了大量粟米，准备待蝗灾大起、粮价飞涨时大发横财的粮商，
望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陈粮和市面上相对平稳、甚至在麦收后略有下挫的粮价，捶胸顿足，将怨气咽回肚里，暗骂几句官家多事。
十余万关东俘虏组成的官屯，安定南迁的羌汉之民，几千府兵，以及农庄百姓耕作之地，大多是新垦的生地，夹以本就贫瘠的劣田。
亩产核算下来，平均在一石二斗出头，差些的不过七八斗，好些的能到一石八斗上下。
这个数字，与关中、蜀中亩产三石的熟稔良田相比，自然不高。
但前时关中秩序混乱，作为大汉主要税基的大部分自耕农，耕作又近乎于刀耕火种，加上良田多被豪强大宗占据，本就只有贫瘠的田地，更没有什么科学管理可言，亩产同样算不得高，即便是所谓的熟地，也就是两石上下的亩产。
所以说，一石二斗的平均产粮，对关中百姓而言算不得太差。
而六月中旬，大部分百姓已种下了豆子糜子。
若天公作美，秋天再收一轮，那么两季收成加起来，甚至能超过他们原来两石上下的亩产了。
至此，种麦的好处才无人质疑。
常理而言，在惯性及对未知的恐惧下，想要实现以麦代粟，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的普及。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百姓极度依赖祖辈相传的经验，任何轻微的改变都可能被视为灭顶之灾，类似于官方知道『代田法』好，但在广阔的民间就是难以普及。
好在关中一片废墟，百姓连粮种都匮乏，饿死的威胁近在眼前，朝廷以强势手段推行，借贷的是麦种，使得农庄与俘虏官屯不得不种麦。
且在官屯、农庄体制下，朝廷还向百姓们提供农具、租借官牛，典农官、典农吏与屯内、庄内耆老还负责传授屯民以积肥、选种、深耕、轮作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