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临晋，乃至左冯翊各县令、长及各庄典农官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扫蝗运动中时，长安太学开始了第一次升舍考核。
自董卓乱政，洛阳一炬后，太学沦为荒墟，之后三十年战火频仍，兵祸不断，名噪天下的《熹平石经》也被乱兵乱民砸毁，太学停课前后三十余年。
至魏代汉篡立，曹丕重建太学。
如此举措，非止是恢复儒教，重塑文脉正统，更在于接续两汉太学脉络，为曹魏覆上一层『继汉统、承天命』的政治色彩，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只是草创之际，曹魏太学规模乃至正规程度自然远逊前后两汉，校舍简陋，没有标准讲堂，只保证授课博士有屋可住，太学生顾不上，只能自己出资买房租房。
至于教材，便令工匠把受兵祸破坏的《熹平石经》重新集中起来，粘粘补补，勉强补好几通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任太学生参看。
授课的博士人选亦因大儒难觅，不得不放宽标准，取消原本『年满五十为博士』的限制，才勉强凑出了十九位博士。
此外，曹丕还为太学创立了『五经课试法』。
初入太学者，为门人，相当于太学预科生。
预科生两年后须通晓一经，并通过考试，才能晋升为正式弟子。
太学弟子后续的晋升，均与通经数量、课试成绩挂钩。
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
通三经者，可擢太子舍人。
通四经者，可晋升为郎中。
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
多数情况下，若课试不通，允许留级跟随下一届学生再次课试，若通过仍可晋升。
这套制度，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及通经数量来检验太学生的学习成果，并将课试成绩与官职除授直接挂钩。
曹丕意图通过所谓『五经课试』将儒学与官僚选拔体系结合，以此抗衡先前受禅称帝前向颍川士人妥协的『九品中正制』。
只是其核心仍固于经典记诵，而论记诵经典，十几二十岁才第一次接触正统五经的太学生，如何比得上那些启蒙便在背诵经典的世族子弟？
这也就意味着『五经课试法』选拔出来的人才，仍旧以二流学阀大族为主。
加上彼时九品中正制已然确立，官位迅速被门阀大族垄断，一个寒门子弟，进入太学成为门人后，需经历至少十年寒窗苦读与激烈竞争，最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随才叙用。
而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凭借家族名望和血缘关系，无需经历漫长的考核，即可通过『乡品』获得高起点官职，升迁速度远超太学生。
在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对比下，真正有才华抱负的寒门子弟，要么选择依附于高门，要么另寻他路，太学并非最优之选。
而真正的高门子弟，如颍川钟、荀、陈、韩，更不屑于走这条艰苦且前途未卜的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