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范、潘璋、徐盛这些人虽然是孙权心腹，但在陆、朱诸将面前，显然没什么话语权，于是孙权最后只能敛军东旋。
然而自孙权东归，曹丕退军后，孙权每忆前事，辄抚髀长叹，悔不西指。
有一次在武昌宫大宴群臣，孙权饮得大醉，顾侍臣曰：“假使当日鼓行而西，蜀土久归我版图，安得与刘禅并戴一天！”
言罢，目属陆逊、朱然诸将，色殊不悦。
陆逊只能上前顿首引咎，说自己当日虑浅，朱然同样不愿复争。
自夷陵奏凯后，陆逊威声震于江表，一如赤壁之战后的周瑜，孙权彼时亦已在武昌，因“吴王守国门”同样威望大增。
因虑功臣势重，所以开始寻求制衡之术。
最后效仿曹操建立校事府，潜刺百僚。
丝发必闻，以收乾纲独运之效。
随着枉死在校事吕壹手上的人越来越多，孙权威权终于得到巩固。
甚至就连顾雍、张昭、潘濬、陆逊、朱然这些国家重臣，都曾屡屡被校事府检举揭发。
如同军事讲究师出有名一般，政治同样讲究在规矩允许的范围内扩大权力，铲除异己。
当一个人真有罪证被把握在上位者手中时，那么不论他权势多重，被铲除也已在上位者一念之间，自古如此，规矩如此。
无非是上位者能不能、愿不愿承担后果罢了，但只要大义在手，就总会有战友站在上位者一侧，不会让他成为“独夫”。
所谓『有些事不上秤没有四两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便是如此了。
当孙权的威权因夷陵大胜与校事府的建立得到巩固之后。
即便顾、陆、朱、张，这些吴会大族，在孙权面前也都变得有些小心谨慎起来。
孙权建立校事后手段老辣，但凡有罪，不杀宗族，只诛个人。
这就使得顾、陆、朱、张等宗族内部都不能铁板一块。
所谓吴会大族，根基在地方，目标是保家卫族，造反作乱会毁掉家族几代人数百年积累，而选择忍耐或诛除一人，便能保全宗族。
在三足鼎立，魏汉二国都不能奈何孙权的情况下，吴会士族除了忍耐别无选择。
符策、权谋。
符以发兵，策以命官。
权以御世，谋以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