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一个月来，来自台北外交部的电报少得可怜，且内容全是废话。
只有那四个字像紧箍咒一样勒在他的头上—「忍辱负重」。
「负重？负什么重？」刘锴抓起护照，恨不得把它扔进垃圾桶，但手举到半空，却又无力地垂下。
内部在为了谁该为外交惨败负责而互相撕咬。
没人顾得上他们这些滞留在纽约的前朝遗老。
他们既不敢批准他的辞职申请，怕引起外交队伍军心涣散的连锁反应；又给不出任何实质性的指令，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就这样被遗忘在了纽约的冬夜里。
没有身份。
没有工资。
甚至连回家的机票钱都要自己想办法。
电视里，画面还在重播著奥尔德林抚摸灵枢的场景，背景音乐凄凉而宏大。
刘锴看著看著，眼眶突然红了。
既是为了阿姆斯特朗，也是为了自己。
「克朗凯特，你说得对。」
刘锴对著电视机举起酒瓶：「我们的童年结束了。」
「以为只要讲道义守盟约就能立足的童年，结束了。
99
电话铃声毫无征兆地炸响，划破了公寓的死寂。
刘锴猛地哆嗦了一下，手中的酒瓶差点滑落。
他迟钝地转过头，盯著墙角黑色的旋转拨号电话。
那东西已经沉默了整整三天了。
自从他搬出代表团驻地，躲进公寓后，这台电话就像是黑色的砖头。
谁会打来？
训令？还是什么？
铃声固执地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