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骂名，对于一个志在吞并天下、需要招揽六国士子民心，需要树立天命所归而非血腥屠夫形象的君主而言，乃是剧毒。”
“他可以让事情发生，可以默许，但他绝不能下达正式诏书，明确地下达‘坑杀四十万降卒’的命令。”
赵凌的结论冰冷而现实，“这道命令一旦以他的名义发出，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暴君’的代名词。那些还在观望的山东士人，那些心怀恐惧的列国百姓，将如何看秦国？看秦君？”
王离听得脊背发凉。
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
在他的认知里，君主乾纲独断，令出法随，尤其是涉及此等国运的大事，理应圣心独运，明示旨意。
此刻，赵凌却为他揭示了权力巅峰那无法言说的阴影地带。
有些决定，君主需要它被执行，却绝不能让决定的过程和名义，与自己直接挂钩。
“所以^” 王离的声音有些干涩，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最后……武安君还是只能自己下令杀降？绕了一圈，结果并未改变，骂名依旧由他一人承担。那……他请示与否，区别何在？似乎只是……走个形式？”
“区别巨大。” 赵凌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若朕处在武安君那个位置上，面临同样的绝境，朕绝不会仅仅写一封‘请陛下定夺杀或不杀’的奏章。那样，无异于将难题原封不动抛回去，只会得到一份模糊的授权，所有的罪责依然会精准地落回自己头上。”
他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在模拟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朕会写这样一封奏报：详细陈述我军粮秣不继、降卒难以管控、释放则后患无穷的现实困境。”
“然后，明确提出两种方案，并请求明确的，二选一的旨意。”
“方案一：即刻坑杀全部四十万降卒，以绝后患，然此举恐伤天和，有损大秦仁德之名。方案二：即刻解除武装，遣散所有降卒，任其归赵。”
“奏报最后，朕会加上一句——此二者，关乎国运甚巨，臣不敢自专，伏乞陛下明断，赐下诏书，以安军心，以定国策。”
王离听得愣住了，大脑飞速运转，试图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陛下……您方才不是说，那四十万人必须死吗？为何还要提出‘遣散归赵’这个明显是养虎遗患、绝不可行的选项？这不是……多此一举，甚至可能误导君上吗？”
“必须死，不代表必须由‘我’来独自决定他们必须死。” 赵凌的语气斩钉截铁，“提出‘遣散’这个看似荒谬的选项，恰恰是关键！这是在逼迫秦昭襄王，必须做出一个‘坑杀’的选择！”
他进一步解释道：“所有人都知道‘遣散’是亡国之策，秦昭襄王更清楚。”
“当这两个选项摆在他面前，他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选坑杀。但他一旦在奏报上准奏第一方案行事，或者下达明确的坑杀诏书，哪怕只是默许的暗示通过使者传达……这就意味着，杀降的决定，至少在名义上，是由君主做出的！ 武安君，只是执行者。”
赵凌目光灼灼地看着王离：“如此一来，这口‘杀降四十万’的惊天巨锅，就不再是白起一个人背负，而是秦昭襄王与他共同背负，甚至从名义上，主要责任在君王。”
“白起从独断专行的屠夫，变成了‘无奈地执行王命的将军。即便骂名依旧，但性质已然不同。后世史家追究起来，首先拷问的是君主的决策，而非仅仅是将领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