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十三年的二月二十日，江宁大学发布了《中洲各国货币政策》的文章。
文章一共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目前夏魏晋在新政上的机遇和风险：
一、民众开始接受银钞，市场上的货币快速变多，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最直观的是大夏各个大城周围的市和镇的数量变多。
例如在太康五年之前，江宁周围有八个市，七个镇，到了太康十三年，江宁周围已经有三十个市，十六个镇。
市与镇相互交错之后，因为商业的需求，彼此道路相互连接起来，又通向江宁城。
在商业的驱使下，江宁城开始与这些市和镇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
而镇则变成了管辖之下新的行政区。
大夏的城市规模在各州经济中心快速形成，魏国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魏无忌的改革，彻底打破了世家庄园的桎梏，释放了人丁，由梁京主导的商业，对梁京城方圆五十里产生极大影响。
太康十二年二月，梁京东面三十里出现了一个市，四月开始设立第一个镇。
到了太康十二年十二月，梁京周围已经有五个市，三个镇。
市与镇的规模正在快速增加。
至于晋国的曲京，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林良沅在经济和货币上的改制，并不输给魏无忌，他最擅长的就是对资源的分配和调动。
关于市与镇的形成，需要追溯到大周帝国崩溃之后，江南一带世家解体，尤其是荆州江陵。
第一个市就出现在江陵城外，依靠汉江而成。
它是百姓不约而同的汇聚形成，但两百多年的发展，却不见其影响力。
直到近些年，它在大夏皇帝陛下货币新政的推动之下，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头。
总结：货币通过推动商业，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和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