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记者的质疑，大江健三郎直白道：「如果你讲的是日语文学，那么《里斯本丸号》是近两年最佳。如果你讲的只能是日本人写的赞歌，那你们就不要再说什么亚洲荣光，和亚洲其他国家齐头并进。」
「是这样没错！但————这是反日的小说啊。」
「说出事实，就叫反日吗？」大江健三郎道。「我是爱媛县山沟里光脚爬出来的穷小子，在我的小时候，亲眼见到许多人饿死。」
「我六岁那年，太平洋战争开打，全村男人被天皇诏书喊上战场。我父亲是收树皮造假钞的贩子，他却很关心日本战事，四四年他听闻战事不利，忽然心梗死在饭桌上，留下七兄弟给我母亲。我跟著我母亲到处讨饭，竟然还被回来的兵痞抢走野菜冷饭。」
「四五年的广播里传来原子弹炸广岛的消息，那年我十岁，我蹲在田埂上就大喜过望，我知道日本战败了！」
「真好！」大江健三郎想起来仍然十分激动，「军国政府唯一的价值，就是战败！但你们竟然还不醒悟！你们死的人还不够多！」
在他的坚持下，「直木奖」以一种叛逆的方式，生生的塞到了余切面前。
京城。
「直木奖？」
「卧槽，大江健三郎是个硬汉啊！」
余切知道自己拿到了直木奖。
这个奖之于他现在的地位，已经算不上什么。日本人不是觉得余切不配，而是觉得，大江健三郎走火入魔了。
那是自然的，这并不是大江健三郎这一辈子最叛逆的时候。
六十年代他拿右翼青年刺杀社会党领袖说事，吓得出版社不敢出续集。右翼分子堵门送来的恐吓信，被他叠成书签夹进日记里。
再过几年，大江健三郎拿到诺奖，新上任的天皇打算给他颁发勋章，他当众拒收，又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内明说「日本正在走向危险的边缘」。
余切正在思考是否赴日领奖。
由于种种原因，作协这边并不希望余切赴日：一方面，害怕他的到来，使得争论加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余切的人身安全著想。
「由于你的国际地位，日本政府一定会保护你，但日本是有暴力团伙的，这些右翼暴力组织是否会加害你呢？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他们既有枪也有人。」
一位老朋友找上门说。
他是陈希儒，目前在作协外联部做处长。这些年来，中日的作家交流主要是他在负责和组织。
不久，王蒙也劝说道：「在你的所有经历当中，可能这是最危险的一次。在老山你有一个排的人跟著你，在哥伦比亚，马尔克斯和你住在一起，在日本，只有你。」